2.理想从这里放飞

　　通过阅读和写作，我的眼界更加开阔，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曾先后两次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出席1958年召开的上海市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以及1961年召开的上海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这越发增添了我阅读和写作的兴趣。高中二年级开始，我利用自己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接触面广、消息灵通的有利条件，更加积极地向有关报刊投稿，刊用率也有所提高，并被《青年报》发展为通讯员。

　　1961年夏天，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晚，我彻夜未眠，浮想联翩，天真地编织着记者梦，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复旦求学的五年间，我在认真上好每一门正课的同时，更加注重课外阅读，每年寒暑假除星期天回家看望父母外，几乎都住在学校，全副身心地扑在课外阅读上。由于品学方面的进步，我很快被推选为新闻系团总支书记，并于1965年6月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和另一位同学被首批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寒窗苦读也好，还是从接受老师日复一日的“传道、授业、解惑”也罢，无不以书籍作为媒介。可以说，是书籍，陪伴我从童稚岁月步向而立之年；是书籍，让我获得知识，明白事理，奋然前行。这一切，都为我后来的新闻人生和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生的道路上，谁不会对走出校门踏上社会的第一站，对迈出事业发展的第一步，用今天的话来说，对开始放飞理想的地方和单位，留有深刻的记忆，怀有特别的感情。尤其对离开故土，到异域他乡履职的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江西宜春《赣中报》（现名《宜春日报》）和《江西日报》这两家报社，就是我初涉新闻工作的起点，是我在新闻路上蹒跚学步的“娘家”。虽然一共才有六年多的时间，但对我此后从事新闻教育，担负报社领导工作，努力做一个知名报人，无疑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今天，这两家报社仍然是我挥之不去，感恩于心，并且经常魂牵梦绕的地方。

　　1966年夏天，正当我们复旦新闻系1961级学生行将毕业，踌踷满志准备在新闻岗位上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毕业分配被整整推迟了一年多。由于我是新闻系学生团总支书记，又是中共预备党员，在运动中当了“铁杆保守派”，结果被掌控大权的“造反派”，“理所当然”地分到了江西宜春地区的一家小报——《赣中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事实上根据内部预分方案，我报到的工作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然而，在大部分“保守派”同学都被分配到祖国各地，而且多半要改行，而留上海的几位同学只有一人分到报社的情况下，我经过反复思忖，觉得自己尚且能专业对口，而且被分在不太遥远的江西新闻单位，尽管暂时要离别亲友，但从事的是自己钟爱的新闻工作,总算有了些许安慰。当然，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所去的地方到底怎么样?工作能不能适应？陌生的环境是否过得惯？心中难免五味杂陈，一切都茫然无绪。

　　作为踏上新闻岗位的起源地,我在宜春《赣中报》正锋芒初试的时候，却好景不长，不多久省委就以学习河南省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为由，下令停办了全省七家地市级报纸。这样，我作为报社的三个“幸运儿”之一，被选送进了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虽然在《赣中报》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我对报社的一草一木，对同事的言行举止，尤其是对带教过我的师长的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可不是吗？对我这个来自大城市上海，涉世不深、人地生疏的新兵，报社二把手主动在午夜到火车站接我，并安排与他同住一室，平日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从报社领导到各位同仁，对我都关爱有加，放手让我外出采访，鼓励我编辑要闻版面，以至报纸休刊的启事都让我动笔，在委以重任中热心扶持，使我得益良多。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报社党支部讨论我预备党员转正的大会上，与会同志争向发言，给了我多方面的嘉勉，全票通过我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