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教授近来有两件让人注意的事：一件，是他的论文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另一件，是写了多年的《沈从文的后半生》终于定稿出版了。与他说起这两个话题，他说：“文学奖少写写，多写写这本书。”他的意思，是多写写沈从文。

　　请再念一遍“三三”

　　不久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中国文学的“诺奖焦虑症”早就因莫言而泰半痊愈，然而此前纠结数十年的“该与不该得”中，沈从文自是不该被忘记的名字：诺奖评委马悦然曾承认，沈过世当年，本有很大可能获奖。

　　很多文学爱好者都曾想过，如果不是因世事变迁，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如能继续自由舞动手中的笔，当代文学将会如何可观？也因之，对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的搁笔、“转业”，深感可惜。可是在张新颖看来，把沈从文只看成一个作家，那是把他看“小”了。沈从文的一生，除了前半段的文学家身份，更有其后的思想者、实践者身份。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背后的精神、体验，尤其值得关注。

　　2004年，张新颖在复旦大学开设“沈从文精读”课程。这门课相当受欢迎。许多学生都难以忘记张老师在课堂上“念书”的样子：在讲台侧面斜斜一靠，翻开讲义，稍作停顿，双眉一扬，开始朗读沈从文的文字。他的普通话“不算标准”，却别有风味；读来不疾不徐，全无一般朗诵做作的“抑扬顿挫”，平淡中却自有真味。沈从文在信里常称妻子张兆和“三三”，这个“三三”，张新颖读来，音调、节奏，特别令人难忘，以至于有次最后一堂答疑课，有位学生站起来说：“张老师，我想再听您念一遍《从文家书》的一段，或者，只念一下、念一遍，‘三三’……”

　　能将文字读得动情，是因为朗读者对文字有深刻领会。张新颖说自己真正开始走进沈从文的世界，就是在1992年读到了《湘行书简》——1934年沈从文给张兆和写的长信。“我的感受无从言表，心里却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他感到，沈从文身上有一种不一般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他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思考、写作、生活，从而诞生了一个极其值得挖掘的精神世界。

　　十年之后，《沈从文全集》出版，大量的书信材料，让张新颖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的沈从文：如何在时代的裹挟之中，以对人、对文化、对历史的爱，在文物研究的岗位上，坚守自己的理想；他的“转业”，可以说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燃烧自己的生命。正是因此，张新颖决定，为沈从文的后半生，写一本书。

　　“原谅中年人的落伍”

　　或许算得上一个巧合：从1997年写下第一篇有关沈从文的文章，至2014年这本传记出版，一共是十七年；而沈从文的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起笔于1964年，出版于1981年，其间，也是十七年。

　　本来，2005年写完《沈从文精读》，张新颖就打算接下去写传记，可惜，因之前赶书稿患上眼疾，无奈停笔。有时候，做事讲究的就是个一鼓作气，这一停顿，之后就因种种琐事缠身，简直患上了“重度拖延症”。但也因此，他把几百万字的材料都看得烂熟，方才有前年起毕其功于一年的酣畅书写。

　　书的封面，用了沈从文的一幅小画和文字，描绘的是在动荡的时代里，一个渔民的静静生活。而观看这一切的，同样也是一个静静的人。或许，“静”，正是张新颖与沈从文的心有灵犀之处。

　　陈思和教授曾谈到，张新颖身上有令他难忘的一点：沉静。一件往事令他印象深刻：当年张新颖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分配突起变动，然而他并不慌张奔走，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宿舍里，写出一篇发表后颇受好评的论史铁生的《平常心与非常心》，“把对生活的感受通过沉静的过滤，转化为审美的艺术的形态表达出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生活中，许多学生的共同感受，也是张老师的“静”。课堂上，他能讲得你入神；课堂下，他却有点，用上海话讲，“闷格子”。有时候，学生会相约结伴一同去拜访，这样好歹人多嘴杂，实在不行，还可以学生互相间聊天。有学生抱怨：人家的老师……您也不搞个师门聚餐啥的？张新颖笑着回答：你们不会喝酒嘛。

　　张新颖是山东招远人。大家都知道，山东人会喝酒。山东人豪爽，那是不是有点不像？也不是，师友对他的评价是：方正。

　　还有，山东作家张炜写过一篇有意思的长文，说山东其实有齐鲁之分，鲁人更稳重，齐人则更灵动。招远，地属齐国。张新颖大概有点齐鲁兼备，沉静之下，灵气逸动。话虽不多，但关键处一说，反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在课堂上，他会讲着讲着若有所思地对着台下学生，有点像反问，有点像提问地抛出一个问题。一片沉寂中，学生还在期待他自行解答，他却一转身：“我也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却仿佛解答了许多问题，让人又串起了更多问题。

　　沉静，还表现在面对喧嚣，自觉或不自觉与时代相“游离”。他不用微博。第一堂课，他会对学生“开诚布公”：“我的课堂，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有一条：不能带电脑。请你们原谅我，一个中年人的落伍。”

　　落伍，让人想起沈从文在后半生一再的自我评价。落伍，其实是一种坚守。沉静，亦不代表不作为、不介入，而是用一种更耐心的方式。

　　不接受“沈从文专家”这个称呼

　　张新颖也很喜欢“静”的电影。比如，贾樟柯，侯孝贤。这些“闷片”，却是他的最爱。他在课堂上，会让学生们去看，然后讨论。这些电影，在他看来，也是“沈从文传统”的一部分。

　　“沈从文传统”是张新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今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论文题目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

　　说是论文，但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余华、贾平凹、王安忆的这三部作品，印证了“沈从文传统”活泼泼的当下性，可以说直切当下最引人瞩目的现实问题：底层生活、农村改革、传统文化。“沈从文自己写过，人们只看到《边城》里抒情诗的一面，背后的悲哀与热情，却忽视了。”“静”的背后，自有一颗关注现实的“动”的心。

　　作为著名的当代文学批评家，张新颖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等多个大奖。如果说新时期文学与当代生活有着过于密切的纠缠，那么，少年时代就开始读“当代文学”的张新颖，完全可以称得上这个过程的最佳“见证人”。

　　“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少有像我读新时期文学读得这么完整的。1974年我刚刚上小学，就开始读文学。新时期文学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报纸上登的《于无声处》，王蒙的《春之声》等等我都读过，一路读下去。”

　　早熟的阅读，造就了一颗早慧的头脑。因为热爱文学，他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不过，时任系主任的章培恒先生给新生的讲话，却给了这批“文学青年”一记“当头棒喝”：中文系是培养文学研究人才的，不是培养作家的。不知道是不是与此有关，张新颖最终走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那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新锐的年轻作家，与之相应的，是一批同样年轻的批评家的出现，张新颖即是其中一员。还在大三时，他就出手不凡：其时马原正热，对他的叙事迷宫的解读层出不穷，张新颖却独辟蹊径，从传统文化中，发现了马原的“中国味”，文章发表，令人颇有一新之感。

　　先锋文学之外，与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张新颖也对风靡一时的新音乐十分着迷。崔健、张楚……这些如今已算是“老前辈”、当时则还是摇滚青年的歌手，都曾进入他的批评文字，某种程度上，在同辈人中，或许也算得上颇为“另类”。

　　与先锋作家们一起度过激昂的八十年代，来到喧嚣的九十年代，张新颖遇到了从此念兹在兹的沈从文。若干年前，他的一位朋友写道，她与张新颖聊起沈从文，说：沈从文，挺好的。“没想到他立刻抬起头，眼睛里放出光来：‘沈从文——是最好的！’”十多年来，张新颖对沈从文的解读已然自成一家，但他不接受“沈从文专家”这个称呼，因为在他看来，阅读与理解，应该是无限开放的，绝不该被任何条条框框圈起来。

　　前几年张新颖出了一本书，叫作《无能文学的力量》，化用的是崔健的《无能的力量》这个名字。书里写道：“某种意义上，文学、文学研究是‘无能’的，又是有‘力量’的，而这种‘力量’又正与这种‘无能’紧密相联……”无能的为什么又会是力量呢？这又得回到沈从文上了。张新颖说，沈从文总是对一种“正确的模式”之外的东西感兴趣，找到与时代大潮不太一样的东西。多少年过去了，“强大的时代衰退了，弱小的个人站立起来”。“正确模式”已消融，“时代大潮”已平息，反而是像沈从文这样“无能”的人留下的文字、思考、故事，永远感动着读者，给人启迪。

　　这时代变化虽快，却总还是需要有那些不论成败、默默做事的人，坚守、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