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我的名字被打了红叉

　　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在崇明县搞“四清”还未结束，就被调回厂参加运动。第二天，我一进厂门，就看到很多大字报。我走到办公楼门口，看到一张揭发我沈寂的大字报，我的名字还被打了红叉。

　　造反派还将这些大字报贴到了我家大门口。那天晚上5点钟下班后，我乘42路公交车回家，公交车在延安东路站头时，我在车子里透过窗子看到我家门口，有许多人在看揭发我“罪行”的大字报。我想，这时我不能下车走回家去，否则未进家门，就会被人揪斗。我仍然坐在车上，乘到外滩黄浦公园终点站才下车。我走到外滩防洪墙边，思绪混乱，心情沮丧。我看着浑浊的黄浦江水，想起自己从香港被赶回来，被作为“内控人员”而打入另册后，真是步步艰难，事事不顺，到如今还被诬蔑为叛徒、特务、逃兵等，真是没脸再见妻子、女儿了。想到这里，真想跳进黄浦江去，一了百了。就在我胡思乱想，准备跳江自杀时，我抬头看到一幢房子的墙上写着一条标语：“自绝于人民的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使我好似突然受到了一股强冷风的侵袭，立刻惊醒过来。我绝不能自杀，如果我自杀了，死了，我的妻子、女儿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家属”，就会坠入万劫不复的绝境。这时，我想起有人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自杀是要有勇气的。而我这时却深深体会到：活下去更需要勇气！我宁愿为家人挨斗，也不可为了自己而自尽。

　　接着，我又想起当年犹太人罕斯对我说的那句话：“一切都会过去！”于是，我转身离开了江堤，乘上42路公交车到徐家汇，再乘车回家。这时，天已黑了，我悄悄地往家里走，这时我太太和女儿正焦急地等我回来。我看到我女儿还在窗前不断地伸出头来张望，在盼我回家。心里真是万分感动，赶忙加快脚步，一下冲进家里。一家人见到真是悲喜交集，欲哭无泪。我庆幸这次我过了生死关。

　　这时，我们天马厂又发生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有一次开会，我们“牛鬼蛇神”都去听一个造反派头头作报告。要我们交代在30年代的与电影界的人交往的情况。我不写。造反派问我：“你为什么不写？”我说：“我30年代还是个中学生呢，写不出。”他说：“你看过电影吗？”我说：“我看的都是外国电影，不看中国电影，所以我不写。”事实上，有不少人写了之后，都被关起来了。

　　第二件事，有一次造反派在我们厂饭厅楼上布置会场，搞展览会。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一个一个叫上楼去，站在凳子上拍照，他们叫拍照的人从下面往上拍，照片上的人看上去个个吓人。他们说这样布置是展示30年代的文艺黑线，其实我和30年代文艺黑线没关系，但是也拍了我。第三件事，当时还有人画了一幅画，名叫“上海电影厂百丑图”。一排人，三顶轿子。第一顶轿子坐的是瞿白音，第二顶轿子坐的是夏衍，第三顶轿子里坐的是于伶。旁边都是小喽啰，我是吹喇叭的，在最前面，又在瞿白音轿子旁边，是瞿白音的吹鼓手。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我的漫画像被贴在南京路新雅饭店橱窗里。我偷偷地去看了。画的是赵丹、黄宗英、沈寂。还说我沈寂是策划者，画得真的很像。我觉得，这画真有点抬高我。我怎么一下子变成策划者了呢？第四件事，有次开会，造反派把“牛鬼蛇神”的家属也叫来参加。我妻子和二女儿汪澄也到会。造反派叫他们来做我的工作。女儿就劝我交代问题。我说：“我都说了，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她觉得很委屈的。我知道我这个“牛鬼蛇神”很伤我女儿的心，因为我害得她成了“牛鬼蛇神”家属。

　　造反派批斗汤晓丹，主要是批判他导演的电影《红日》。汤晓丹本来头发蛮长的，因为天热，头发里尽是汗，为了风凉，就把头发剃光了，成了一个光头，这样方便每天洗头。不料造反派就抓住这一点批斗他，说他是怀念蒋光头。他不承认，造反派就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然后，罚他在食堂等处扫地。那时我也在食堂扫地。我看他扫地很认真，我扫不清爽的角落，他都重新帮我扫过。我劝他马虎点。他却感伤地说：“看样子，我今后要一直扫地了。不会再叫我拍电影了。我要申请去摄影棚扫地。他们拍好戏，地上脏了，我去扫干净。摄影棚是我的生命，离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