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市青年宫篆刻班上，方去疾老师常带一些印谱的散叶，给我们学员观赏。这些散叶是他胞兄的宣和印社留下的，内容多是吴让之、赵之谦和吴昌硕的佳作，系当年制作《晚清四大家印谱》尚未装订的。方老师不善辞令，简单地做些介绍而已。

　　有一次，一叠都是吴昌硕的作品。大家七嘴八舌特欣赏那些粗粗的、破破的观感很强烈的晚年作。方老师大不以为然。他慢慢地拣出一叶，即是这方“春蚓秋蛇”（见图）。老师说，这才是吴昌硕的真面目，后来他做得厉害，破得厉害，不如这个时期。

　　当时，我们学员几乎全是初学者，听不大懂，也不理解，只觉得破破的富“艺术性”。“春蚓秋蛇”好在哪里，丝毫不能领会。但是，出于对老师的崇拜，牢牢记住了这方朱文印。

　　到了八十年代，印谱的出版打破了几十年的沉默，出现了松动。上海书画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开始出版古人的印谱和时人的印集。方老师编辑的《吴昌硕印谱》是印了一次又一次的热销书。虽然纸张和印刷差强人意，但二百五十页排得满满的内容令人大开眼界。奇怪的是，老师着重介绍过的“春蚓秋蛇”却不在里面。

　　我踏上日本以后，购买了许多他们出版的印谱。选得精，印得好，纸张出色，装帧大方，读了大有收益。吴昌硕是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大印家。是不是因为吴公的粗放风格，暗合了他们刻意想遮盖的民族秉性？我不知道。但只要和吴风搭上一点点关系的，包括邓散木，甚至单孝天，他们都会觉得“斯巴拉希”（日语“非常优秀”之意）。

　　当然，吴昌硕的篆刻是绝对地非常优秀乃至伟大。对他的赞美，此起彼伏，至今未衰，毋庸我置喙。虽然近二十年来，我对吴让之、黄牧甫比较投入，但毫不影响对吴公的景仰。

　　我在略略系统地研究了吴公各阶段的印作后，了解了他最为辉煌的《削觚庐印存》时代，才慢慢理解了方老师当年的评介。的确，吴公篆刻最精彩的时期，是他的中年，即制作《削觚庐印存》的黄金岁月。那时的印作，蕴藉无火气，含蓄而不张扬，如谦谦君子。当然，我一点也不否认他如火如荼的晚年作品，只是心底更佩服他的中年杰作。

　　印从书出，吴公以石鼓文为基础。他的石鼓文其实根本不像原先的模样。是旧石鼓文的革新版，是再创作。前无古人，令人耳目一新。

　　旧石鼓文是方形的，吴公把它拉长，使之更富体形美；旧石鼓文是均匀的，吴公将之打散，紧紧松松，体现旋律。更用古藤的线条处理之，浓郁苍茫，开从来所未见。

　　吴公的早年，学过浙派，学过吴让之、徐三庚、钱叔盖……到了中年，对石鼓文的研究出现突破，腕底龙蛇，奔腾贞珉，创立了自己散淡淳厚的风格。“春蚓秋蛇”可谓代表。

　　吴让之和钱叔盖，一用冲刀，勇往直前；一用切刀，斑驳成趣。但运刀的角度都比较大，比较坦，浑厚胜人。吴昌硕的运刀法，深受二人的影响。但是陡陡坦坦，变化更多，集大成而立新风。吴公中年的印作，已经娴熟地运用他独创的刀法，确立了自己的面目。

　　除了书法和刀法胜人一筹，吴昌硕又以古封泥的破残注入印作。更由于他在学问上底蕴深厚，识见高人。所以在中年削觚庐时代便已睥睨天下。

　　“春蚓秋蛇”的“蛇”，古篆作“它”，无“虫”旁。吴昌硕用字十分讲究，一般都用本字，不用俗体。此印款署壬午，时吴公三十九岁。那一年，吴公得友人所赠古缶，始号“缶庐”。据日本人考，此缶是赝鼎。不过，那边的人也常胡说八道，不大好相信的。

　　我有幸读过多种《削觚庐印存》，不乏稿本，包括王哲言先生珍护的那一本。无不精彩，足可为永恒的典范。

　　据吴公友人的日记，公在中年以后，为追求浑厚苍茫感，一印刻成便在自己的布鞋底上着力搓磨，制造效果。艺术和做人略有不同，允许不择手段。不过，说句笑话，当你摩挲将军洞、大红袍的佳印，也许是重金求来的，一想到是鞋底磨过的，也许会泛起丝丝的不悦。

　　“春蚓秋蛇”是有出典的。在《晋书·王羲之传论》里，载李世民对一位书法家萧子云的批评，讥其书法萦绾无状，缺筋少骨，如蚯蚓和蛇爬行之迹。原先是贬义的。后来，常被书家引为谦语，改邪归正，遂可作褒义用。

　　当年，方老师出示的“春蚓秋蛇”等等的散叶，过了几个月，经粗粗装订，一部四册，沿用前名《晚清四大家印谱》，即吴让之、赵之谦、胡菊邻、吴昌硕一人一册，页次则散乱无序。在古籍书店的柜台里，陈列了好几部，十五元一部。我和同班的吴子建兄各买了一部。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前几年，养疴无聊，我按原书的序次重新手装，又央孟群兄做了一个函套。抚卷追昔，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