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华师大的渊源，始自我的青葱时代——朦胧中的丽娃河，两岸柳丝披拂，河中涟漪微泛，那是少女心目中的美丽公园；还有那庄严肃穆的文史楼，更是那个年代的我向往的神圣殿堂。曾有几次，我跟着亲爱的大姐在丽娃河边徜徉，还在文史楼前的大草坪里，观看过露天电影，记得第一次看《早春二月》，便是我们姐妹，闻着夏季特有的青草馨香，在草坪上看着谢芳微撇的嘴角，以及别样的微笑，进入那个年代已稀有的影片意境。那时的华师大对于我来说，就像蓬莱仙境一样，可爱可敬极了。

　　可没多久，一场人间浩劫彻底地打破了这番美好——1968年初夏，我那在外语系任助教的大姐，随着文科大学全部下乡的最高指示，被下放到太仓洪泾大队劳动；又由于早孕反应较重，来上海就医检查，因不知化验需要空腹小便而次日再去，仅仅因为在上海多留了一天，回到乡下以后，就受到外语系一些极“左”分子的批判，批判会的调子越升越高，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原本就正直、刚烈的她，加上女性初孕时的心理、生理特征，使她没有退路地选择了死。

　　亲爱的大姐，时隔47年之后的今天，我依旧想你、哭你、爱你！

　　从这以后，我就怕去华师大，也怕听到“华师大”，在我的青春记忆中，丽娃河和文史楼外面，始终笼罩着一层比今天的雾霾还要灰暗混沌的云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祖国大地云开日出。1979年初，我顶替父亲进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并终于有幸在1980年夏再次来到我爱恨交加的华师大，开始为期5年的中文本科学习。这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我下乡返城后迫切想做的头等大事。第一学期开设的《写作》和《现代汉语》两门课程，任课老师祝文品、王光祖、朱川等，都是资历深厚、师德高尚的优秀教师，我陶醉于他们的讲课中，极其认真地学习着，老师们也以能够教授我们首批“文革”后的夜大学生而自豪。

　　记得那是1980年底某天写作课前五分钟时，祝老师从讲台上一路走下来，一面问着：“谁是金文男？”我那时坐在倒数第二排，因刚从农村返城不久，加之“文革”中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我一切都还是那样的怯怯，我小声地说：“是我。”祝老师接着说：“你这篇《路》写得很好。”那天习作讲评时，祝老师表扬了我的这篇作文。

　　祝老师曾经对我们说：自从到夜校部来任教，我就对夜校同学产生一种别样的感情，几乎有点偏心。我关注着他们，这里有黄金啊！

　　令人欣慰的是，当年祝老师所说的“黄金”，在他们毕业后的30年间，逐渐成为各行业的栋梁，发挥着作用。我也在祝老师及其他夜大老师的鼓励下，在出版事业中尽一份绵薄之力，编校过很多古籍，也出版过一些著作，至今仍笔耕不辍。

　　行文至末，我要发自肺腑地说一句：华师大，我爱你，感谢你！但愿心底的那抹伤痕永远都不要再被撕开！

　　十日谈

　　夜大春秋

　　那些可敬可亲的老师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