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纪是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1940年前后，张绍纪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进步组织“东北青年救亡会”。1941年10月初，晋察冀中共组织来电，要求摸清日军动向情报，遂调张绍纪从日本回到东北地区。任务明确，就是要他利用家庭背景，了解和掌握敌伪上层人士的动向并及时报告。

　　出生在伪满总理大臣之家

　　张景惠之子张绍纪(1922-2014)，是张景惠和七姨太徐芷卿所生，张景惠第二子，被捧为“尊宝”，从小娇生惯养，“九岁还不会自己提裤子”。但父亲对他的教育很上心，请了一位波兰籍俄语家庭教师教他，让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能读、能写、能说，并获知不少苏联知识，有了“消灭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主义思想萌芽。1940年前后，张绍纪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精通了日语，参加了中国青年进步组织“东北青年救亡会”（亦称“读书会”），经常往东北老家传回进步书刊。

　　张绍纪回忆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家里来人非常多，一是希望抗日的，想让他父亲领个“头”；二是日本人，希望不用打仗就能直接进入哈尔滨；三是部属，天天跑来问到底应该怎么办。他父亲很矛盾，只是讲“看看再说吧”。当年他9岁，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只感到他家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继而，“维持会”在哈尔滨成立。1932年3月，“伪满”成立，张景惠到长春当上了“军政部长”，全家都搬到长春。1935年5月，张景惠又继郑孝胥之后，当上了伪满总理大臣。

　　张绍纪留下几帧少年时代的照片。有一帧摄于1935年底，是家人在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官邸的合影。张景惠居中而坐，左侧为七姨太，半坐在他们身后的少年是张绍纪，而右侧坐着的是张景惠大哥的独子、张绍纪的堂兄张绍维。正是这位堂兄最早让张绍纪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并从1940年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张绍纪说：“堂兄比我大6岁，对我影响很大。是堂兄最早告诉我，说我家已属于‘汉奸家庭’，那时我已经懂得，‘汉奸’就是坏人。原来我很崇拜父亲，帅气而高大，这一下子就完蛋了。当时，看到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馆门前挂一种特殊旗帜，上面有镰刀，还有锤子，不明白其含义。堂兄告诉我，就是‘由工农掌握政权’。我又问：‘什么叫掌握政权？’堂兄干脆地回答：‘就是说了算。’”

　　1938年初春，16岁的张绍纪收到堂兄来自早稻田大学的信，劝他也来日本留学。此时张绍纪正想逃离自家，不与其父共背“汉奸”的骂名。张景惠也很高兴，他想让儿子学习日本文化，将来也能像他一样为日本效力。

　　1940年7月，18岁的张绍纪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见到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简称“东北青年救亡会”）成员的堂兄（此时已化名丁非）。堂兄介绍他加入了组织。“东北青年救亡会”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张为先（共产党员）、丁宜、赵家宾、侯洛、田琛、赵冬曰、夏航、高亮、丁非等在日本东京创立的“东京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东北留学生读书会”三个秘密抗日组织于1938年合并而成的，到1939年会员已发展到60余人。在堂兄的引领下，张绍纪接触了马列著作，看过不少巴金、曹禺、老舍的文学名著，他的精神状态从此好了起来。过去是一个富家子弟、豪门小少爷，不得不忍受周围同学的鄙视和嘲讽，内心苦闷，找不到出路；现在他加入了地下秘密组织，起了变化，立志要走出去为国家干大事……张绍纪树立的人生目标是抗日，“不当亡国奴，要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

　　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潜伏者

　　1941年10月初，晋察冀中共组织来电，要求摸清日军动向情报，遂调张绍纪从日本回到东北地区。任务明确，就是要他利用家庭背景，了解和掌握敌伪上层人士的动向并及时报告。还在留日期间，张绍纪就被组织派遣，以“回国探亲”名义，刺探军事情报。新的任务给了他新的身份和新的人生，在国家与亲情面前，他选择了国家，当年尚不满20岁。

　　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德国入侵苏联，苏联遭受重大损失，苏德之间处于胶着状态。斯大林担心苏军重兵驻扎的远东，担心日本人抄俄国的“后路”，所以急需获得日军作战的目标和动向，以便调整战线，能把一支强军调往急需的欧洲战场。

　　而这时的“伪满”，却承担着向远东伸展之日军提供物资供应之“重任”。作为“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是日本重要合作者，他能够接触日军高级核心机密，手中握有相关重要文件。张绍纪的忽然归来，本应是一家人高兴的时光，但站在父亲身边的青年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任务在身，张绍纪主动修复与父母的关系，似乎更融洽了。张景惠有个常带的小挎包，常放在七姨太房中，装有“伪满”机密文件。张绍纪便利用母亲去打牌的空隙，进屋偷看，抄录重要文件。那是一个周末，张景惠在家打牌，儿子就陪在身边。张绍纪很盼望能进入父亲的办公室，但平时这里是不许任何人进入的。这天，张景惠输了局，让儿子替他去办公室取钱。张绍纪因寻找机密文件稍微拖长了时间，父亲亲自上来查看了，还好张绍纪及时把机密文件藏入怀中，没被父亲发现。好危险！

　　张绍纪看到了文件的内容：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开始集结南下，1941年11月26日，山下奉文已秘密抵达三亚。就是说，后来被称为“马来亚之虎”的关东军大将山下奉文已经奉派“南进”，前往东南亚。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方向是“南进”，而不是北上“与德军夹击苏联”。这正是苏联最关注的情报！当时有“欲知关东军动向，就要找到山下奉文”之说，获知他的动向，也就探听到了关东军的全局进展。张绍纪迅速摸清了山下奉文的动向，就此报告苏方，斯大林也就此认定：远东地区日本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苏军可以大幅度调回欧洲战场了。

　　应该说明的是，张绍纪虽然提供了日军“南进”而不是“北上”的具体细节的情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不应无限放大。当年，日军以“南进”为主方向已经近乎明朗化，且日、苏两国也已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后来，苏军进入东北，日本还认为是苏方“失信”“违约”呢。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日本本土，特别是东京不断遭到美军轰炸。这年9月，张绍纪受命，尚未毕业就以“避险”为由结束留学生活返回长春，进入王道书院读书。这期间，张绍纪、张绍维以东北救亡总会“长春情报小组”成员的身份，正式开始了跌宕起伏的“潜伏”生涯，按照党的指示搜集日军情报，安插我党同志。据可靠史料记载，跟他们同样战斗在地下情报战线的青年还有很多，先后潜入“伪满”在“新京”的一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机构，以取得合法的社会职业为掩护，搜集各种情报。其中高亮、马昆山、王焕墀打入了伪满“国通社”当记者，夏航不仅是伪“国通社”记者，还是伪文教部的编审官、法大教授，公开身份为他们从事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他们也是有分工的，王焕墀负责联系伪经济部，夏航负责联系伪文教部，关克则当上了伪军事部秘书官室的秘书，田琛在伪国务院官需局任职，于清怀在伪军铁石部队任中校参谋、教官。高亮就是通过张绍纪、张绍维，联系伪国务院的“东北青年救亡会”的同事，经常以“会友”“研究学术”为名，到张景惠官邸、家宅搜集情报，以及召开秘密会议，抄写与藏匿重要情报与机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