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多次光临上海的美国钢琴家科瓦塞维奇（Stephen Kovacevich）度过了75岁生日。尽管生于洛杉矶，科氏受英式音乐教育熏染颇深，特别得益于前辈女杰迈拉.赫斯。仔细算来，从1961年在伦敦首次登台，他至今已有五十余年的舞台生涯。

　　前不久，英国《卫报》选出10张科瓦塞维奇的最佳唱片，我们来历数一下吧，看看它们能否折服众人。

　　纵观科氏长达半个世纪的录音轨迹，前一半（上世纪60至70年代）为飞利浦录制了很多，而90年代后期则主要在EMI公司。不过有一个特例：与飞利浦签约之前，他与杜普蕾作为默契的巡演伙伴在EMI录了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在1966年录制的第二号中，杜普蕾既然表现力炽若烈火，科氏自然当起了绿叶陪衬，所敲出的稳定和弦无疑是一方丰沃的“音场土壤”。

　　记得数年前，科氏来沪上演贝多芬最难的作品之一《迪阿贝利变奏曲》，令人印象深刻。其实早在1968年他就录下了该曲。他说，自己尚在少年时就被晚期贝多芬的世界深深吸引，在伦敦的首次登台也选了它。这份较早的飞利浦录音中，无论是音符的清晰度，还是扶摇直上的旋律性，在科氏指下都已超过对技巧本身的炫耀，而直到2008年，他又在Onyx厂牌录了一次，对该曲的熟悉程度相较其他名家不遑多让。不过可以注意到，1968年版里他用的是继父姓氏“Bishop”——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则将其改回克罗地亚裔生父的姓氏，另一原因是想避开与一位作词家重名。

　　接着是他同一年所录的勃拉姆斯《间奏曲》（Op.119，No.1），《卫报》认为，晚期勃拉姆斯对钢琴家的要求，与晚期贝多芬并不一样，而科瓦塞维奇对那些小品（Op.116-119）的诠释，让人意识到它们像散落着的宝贵珍珠。而仅仅三年后，科氏又录制了贝多芬第四与格里格钢琴协奏曲，由科林·戴维斯执棒。与平衡感很高的乐队声部相比， 独奏部分钢琴家性格中的奔放一面彰显无遗，有时单刀直入的音符甚至是莽撞（unadorned）的。

　　1976年，科氏录制了巴托克的《双钢琴与打击乐奏鸣曲》。他与阿格里奇的婚姻时间较长，并育有一个女儿史蒂芬妮——史蒂芬妮日后还摄制了一部关于母亲阿格里奇的纪录片。让人惋惜的是，科氏和阿格里奇两人很少参与同一曲的录制，仅有一点莫扎特、德彪西和巴托克作品留世。这枚巴托克的珍贵之处恰在于有种“玩疯了”的感觉，两位荷兰籍打击乐手古茨瓦特和德·罗的表现也当记一功。

　　2003年，又一枚重量级的奏鸣曲录音在科氏的指下问世，那就是贝多芬的第二十九号 （Op.106）。记得数十年前，飞利浦公司已有两个丰碑级的全集录音矗立着——阿劳与布伦德尔，此时尚属年轻人的科氏想要分得一杯羹谈何容易。不过时光如梭，相对年轻时偏诗意化的处理，中年后的科氏在晚期钢奏中对力度与气势的强调全然不亚于老一辈巨匠。

　　仅仅一年后，科氏又有产出：舒伯特的第二十一奏鸣曲（D.960），这倒颇出乎一般乐迷对于科氏发展线路的估计。《卫报》认为这还是一张较满意的答卷：与之前所有洋溢着沉静的名演相比，科氏以自己的解读惊醒了世人——那是一种艰难与急迫心境的体现，唯有拨开丛生荆棘，方能露出足下的崇高之路。

　　然而，即便留下了一打经典，大师的职业道路也难称一帆风顺。在科氏录音最稀少的十余年间，他坦陈自己受神经紧张所困，甚至想过彻底不弹。而仅在几年前他又遭遇了一次脑卒中，短暂失去了语言能力，好在上天佑助，最终康复。2015年11月2日，为庆祝75岁大寿，科瓦塞维奇与阿格里奇在伦敦威格摩尔音乐厅献上德彪西、舒伯特及拉赫玛尼诺夫等一系列拿手曲目，多少算是一次对往昔峥嵘且艰辛岁月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