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说，对很多艺术评论的文章，我是敬而远之的。人生有限，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读那些无趣冗长的文章上，而且读完这些文章非但不能让你更懂艺术，十有八九更糊涂了。或许像陈巨来那样有点“八卦”地记述画坛轶事的文章，更能让我有兴趣去看看。

　　毛时安先生的艺评集《敲门者——叩开画家的心灵之门》，并不“八卦”，也没有栩栩如生地讲故事，反倒是挺认真地在分析评述，有些文字还有着宏大叙事、旁征博引的偏好，但我却畅然读之。

　　作者评述的画家中，有不少也是我熟知的。如朱屺瞻、沈柔坚、程十发、杨可扬、林曦明、方增先、陈家泠、张桂铭、杨正新、韩天衡、萧海春、谢春彦、陈逸飞、张雷平、仇徳树、施大畏、俞晓夫、黄阿忠、赵尔俊、姜建忠等，我很想看看他是如何评说的。我发现，毛时安并非总是把视线聚焦于大名家。其中有篇写于1992年的文章，评述了当时才刚走出校门、默默无闻的画家蔡小松，可见其眼光之独到。

　　即使在1994年写已如日中天的画坛大师程十发，他也很客观地分析程十发创作于1960年的《瑞丽欢歌》之长短。他认为，这幅表达傣族同胞和解放军战士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大作品中，“画家在刻画少数民族，尤其妇女、儿童形象时，线条流畅自若游刃有余，但处理左面两位战士的时候，线条生硬呆板。个中原因不外乎，刻画这类人物唯恐出错的心理恐惧，和对这类人物缺乏创造手段的心理拘谨”。

　　而且，他不仅仅进行技术分析，更进一步分析其现象产生的环境和时代因素。他说：“程十发艺术创造面临的时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大时代。它一方面为画家提供了温饱，使艺术不必再为稻粱谋；另一方面又给画家提出了明确的‘为政治服务’指令。它一方面展示了新生社会的盛世光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刮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旋风。它之给予艺术家那么多欢欣鼓舞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同样多的失落困惑和胆战心惊。这种充满复杂悖论的时代语境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几乎贯穿了程先生艺术风格的形成期和成熟期。”

　　他认为，“在讨论一个艺术家的时候，绝不能脱离他生存的那个时代。同样，我们只有置身于那个消逝不久的时代，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程十发艺术所达到的高度。”

　　“那个时代不仅从行政命令的外在角度强制着艺术的走向，而且具有内在的制约作用……甚至我们在林风眠大师静谧的风景画里也读到了生硬的铁打电杆。”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程十发的艺术创作面临两种选择：能获得高度赞扬的工农兵和虽然允许但得不到高度赞扬的民族人物，尤其妇女和儿童。而程十发选择了后者。

　　这样，我们再看毛时安得出的结论：“程十发无疑处在那个时代夹缝中机智顽强生存下来，属于那个时代的少数大师之一，他对那个时代不仅表现出适应，他画风的清新斑斓和共和国初创时的朝气蓬勃，和民众对未来的热情憧憬，有着某种潜在的对应性，更显示出对那个时代的超越。”这样的评论，我认为要比在笔墨漩涡里打圈圈更具有学术价值，并对艺术创作更具启迪作用。

　　毛时安在《敲门者》中引述了歌德的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他进一步发挥道：“而没有理性没有灵性的历史复写，又将是怎样乏味沉重的一片铅灰色！”

　　艺术来自生活，艺术评论岂能脱离对人生以及人类社会的参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