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腾冲的国殇墓园，松山的远征军雕塑方阵，都有以娃娃兵为原型的雕像。原型出自一张抗战时期的珍贵照片：一名明显未及从军年龄的小小少年，穿着不合身的远征军军服，浑身上下挂满挎包、水壶等行军装备。他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稚嫩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毫无对战争的畏惧之色。

　　这张照片在国内首次登载于影像图书《国家记忆》中，书中照片皆来自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微笑娃娃兵”照片下方有几行注解——“李占宏(音Lee Chanhon)刚刚年满13岁，尽管已经在中国军队里服役两年，仍是稚气十足，面对镜头做微笑状。”并注明拍摄者为“美国通信兵(U.S.Army Signal Corps)”，时间落款为“1944年11月23日”。

　　这位微笑娃娃兵一经曝光，就成为中国军民乐观抗战的一种象征、一个符号，被报刊转载。人们看着这张笑脸，感动震撼之余，不免会想到这个孩子大概早已为国捐躯，他家在何方，为何从军，也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令人震惊的是，2014年，这位娃娃兵竟然被找到了，他就是居住在贵州的抗战老兵陈友礼，已经年逾八旬。2015年9月23日，央视国际频道《华人世界》栏目报道了这位老兵的消息。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向老人致以敬意并送上祝福，但同时也不乏质疑之声，有人认为不可能有如此巧合之事，是“媒体炒作”等等。陈友礼究竟是不是照片中的娃娃兵？笔者对此进行长期调查访问，基本可以确认情况属实。

　　70年后意外看到自己的照片

　　到目前为止，质疑的依据大约有几条：第一，《国家记忆》的图说写明了娃娃兵叫“李占宏”而非“陈友礼”；第二，根据陈友礼的回忆，他曾是国民革命军200师的一员，而新闻报道中称陈友礼参与过松山之战，这与200师的战史不相符；第三，陈友礼既然是勤务兵，怎么可能参与到实际战斗中去？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笔者决定先了解关于“陈友礼就是娃娃兵”这则消息最早是如何来的。根据贵州省“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的志愿者介绍，陈友礼2015年84岁，在2014年新闻发出时，老人作为被慰问团认证的抗战老兵已有两年之久。2012年8月22日，“贵州省抗战老兵关怀计划”启动，并于贵阳市阳明祠举办新闻发布会。陈友礼老人那天恰巧在阳明祠游览，看见现场挂了许多与“抗战老兵”相关的横幅和宣传海报后，他主动找到志愿者，告诉他们自己也参加过抗战。据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抗战老兵的平均年龄都已接近90岁，而陈友礼老人看上去也就80出头，从年龄推算来看并不是很合理。于是志愿者问老人是多大岁数参军的，老人回答说自己12岁不到就参加了远征军，并曾随部队到过云南。听到这些，志愿者请他留下地址和联系方式。不久后，负责老兵核实工作的志愿者前往陈友礼老人家中进行全面、细致的访谈，最终确认老人的确是在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服役过，完全符合“抗战老兵”的标准。

　　陈友礼的身份得到确认后，负责对他进行定期慰问关怀的志愿者叫邹继红。据邹继红介绍，因为自己也曾经在部队当过兵，所以很喜欢陪这些“老战友”们聊天，在与陈友礼两年来的接触中，老人曾告诉他，自己很大的遗憾就是在部队待了10年，到头来竟然没能留下一张照片。老人的这句话一直被邹继红放在心上，当他在《国家记忆》中看见那张“娃娃兵”照片时，想到陈友礼当年参加远征军时也是一个“娃娃兵”，于是便找人制作装裱了这张照片，打算将它赠送给陈友礼，也算是给老人一点安慰。未曾想到送照片那一日发生的事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2014年8月21日，邹继红、刘娜等志愿者来到陈友礼家中看望老人。当邹继红将事先装裱好的照片递给陈友礼时，老人怔住了，他盯着照片注视良久，说了一句：“这就是我呀。”

　　老人说出这句话时，所有志愿者都还未将老人与照片上的娃娃兵联系在一起，邹继红最初将陈老那句话理解成“照片上的娃娃兵就和他当年一样”，所以他当时还反问陈老：“当年您的样子就和他差不多吧？”

　　“这个就是我，是美国人给我拍的！”陈友礼老人指着照片上的娃娃兵用哽咽的声音说。当众人再看向陈友礼的脸时，发现他已是老泪纵横。那一瞬间，所有在场的志愿者都震惊了。邹继红事后告诉我：“虽然我们一下子都没办法完全相信，但有一点我相信，就是老人的那种感情是绝对伪装不出来的。”

　　竖起大拇指是对美国人表示“顶好”

　　听完几位当事人的介绍后，笔者在高兴之余，也有一些疑惑，遂决定亲自拜访这位老人。见他之前，我已经对着那张老照片反复观察了许久，所以与老人刚一见面，便下意识地将他与照片上的娃娃兵做各种外观上的对比。由于照片上的娃娃兵整个身体几乎都罩在军衣里，能看到的仅仅是脸和手。单从老人的面部特征来看，的确很相像，起初认为是心理暗示，于是问了同行的几位志愿者，大家都一致认为很像。但想着他们会与我有同样的心理作用，在当天离开后，我们又拿着老人现在的照片问不知情的局外人，答案依旧是“很像”。当然，只是长相相似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更为重要的对事实的认证需严谨，必须有证据支撑。可时隔70年，要找到直接证据已经非常困难，因此只能从老人的回忆与史料中甄别。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老人对拍摄这张照片时的口述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