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呕血半升

　　先生似乎仍难以遏制议论朝政的冲动。道光十七年（1837）三月，先生由宗人府主事改任礼部主事，在第二年正月，他又上书堂上官，论四司政体宜沿宜革者三千言。又是一份长篇意见书。以先生个性，胸臆间有言而硬憋住，那颗跳动的心脏是要喷出血来的。且看看，他这篇《在礼曹日与堂上官论事书》提出的四大问题的要点：一、则例宜急修也。二、风气宜力挽也。三、祠祭司宜分股办公也。四、主客司宜亟加整顿也。

　　根据后来龚自珍生存状况可以断言，龚自珍到了哪个部门都要提意见，其后果必然恶化了他本人的生存环境，激化了他与上司、同事之间的矛盾，一步步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先生还有一份改革朝政积弊的手书建议，但未能留传下来。道光十二年（1832），天气反常，很多省份久旱不雨，如此大面积的旱灾，必然带来农田的普遍歉收，政府的税赋难以征收，而且会让大量农耕人员陷入饥馑。按照传统的天人感应的哲学理念，天灾总是与人事相联。天公发怒了，圣上不能不反思王朝在什么地方触犯了天公。六月，“为弭灾起见”，道光帝谕令在京各衙门例准奏事人员，“摅诚直言，各抒所见”。就在此背景下，已至耄耋之年的东阁大学士富俊素闻自珍才识，竟然五度到龚自珍处访问。龚自珍为老先生诚心所感，乃手书《当世急务八条》呈示。公读至“汰冗滥”一条，面露难色，知道此弊虽严重，但难以革除。龚自珍当即将此手书点燃，付之一炬。那无情的火苗，也将两颗试图革除政弊的心，一点一点化为灰烬。

　　有感于富俊心之诚——如此高龄，职位又比自己高，能如此不耻下问，实属不易，龚自珍感动不已。在《己亥杂诗》第七十七首中对此有记载：“厚重虚怀见古风，车裀五度照门东。我焚文字公焚疏，补纪交情为纪公。”

　　也因此，《当世急务八条》一文在富俊阅过即化为轻烟，未能存世。今人只能从龚自珍的诗和诗后自注中，知道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清史稿》如此记载龚自珍的行止：“所至必惊众，名声藉藉，顾仕宦不达。”因行止与众不同而为世俗难容，并成为他“仕途不达”的致命根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场和社会呢？

　　久沉下僚，言路堵塞，处处碰壁，壮志难酬，龚自珍心情之郁闷，导致健康严重受损，终于在道光十六年（1836）春某日，一腔热血从口中喷射而出……

　　郭延礼《龚自珍年谱》载：“今春以来，先生因思归郁勃，事不顺心，积痗所鼓，肺气横溢，遂致呕血半升……”

　　是年，龚自珍四十五岁，正当盛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给不同境况的世人提供了不同的人生路径选择。“入”则儒，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乃至为帝王师；“出”则释，在禅境诗意的空灵中，规避俗界的苦难；还有一种选择在“出”和“入”之间，不是不为，而是顺势而为，如涓涓流淌的溪流，遇礁石则缘石而行，绝无辟石开道的野心，但有滴水穿石的坚韧。此类人，通常相忘于江湖，隐于山野丛林间，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但绝不为俗情所困。“出”或“入”则完全视天下大势以及个人境遇而做选择，对于个体生命质量的考量，超越了对于社会道义的承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世间极少有之智者也。

　　既然，传统文化已经为各类不同生命个体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为何人世间还有那么多的苦难和烦恼。这是因为，具体到每一个不同的个体，他对人生哲学的理解和追求，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很难在非此即彼间，做出泾渭分明的划分。

　　有人说，龚自珍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士大夫型的人物，他虽然很伟大，但他的人生追求，仍然未能脱离传统士大夫的思维窠臼。脱离龚自珍所处的历史环境，要求其拔着头发离开地面，成为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大概过于苛求这位先贤了吧？龚自珍的先知先觉，贯穿其一生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已经足以使之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矗立的丰碑。有人在梳理中国文脉时，轻描淡写地忽略龚自珍的精神文化贡献，只能说他对龚自珍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