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我从苏州搬到霍山路吴兴坊，一直住到现在。弄堂12号住过一个日本人，讨了中国老婆，这个日本人是开酱油公司的，我在他家里做保姆，主要是给他家烧饭。当时弄堂里穷人很多，我有时就多做点饭分点给穷人吃，所以我和弄堂里的人关系都比较好。日本人投降后，1946年7月，这个日本人带着老婆回日本了。

　　我的东家回日本，没生活做了。弄堂里一个清扫垃圾的人，通过他的亲戚介绍，我进了裕丰纱厂，就是现在的国棉十七厂做生活，一天工作12小时，六进六出，每天鸡叫起来，鬼叫回来。早上四点，天一片漆黑，头上顶着星星月亮，我就要赶出来上班，因为隆昌路给日本人炸弹炸了一个大坑，有轨电车不能开，所以每天路上要走一个钟头，下班也是一个钟头，很辛苦的。我丈夫的身体不好，一家子要靠我赚钱养活。此前，在给日本人做保姆时，我还趁空当做“兼职”，就是到虹口港跑单帮，向苏北船老板送香烟和糖。有人对我说，卖烟糖赚不到多少钱，还是走私铜板吧。我就把两大串铜板紧紧地捆扎在身上，因为如果不扎紧，过关卡时给日本人发现，那可是性命交关啊。每次走私铜板回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几天下来没一块好肉，真是作孽啊。

　　我们家住的是一个通客堂，一共住了7个人，我、我丈夫、婆婆，还有丈夫的4个兄弟，挤得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就在天井里搭了个小棚棚。我们弄堂大多数住的都是从山东青口来的扛大包的码头工人，所以吴兴坊也叫青口帮弄堂。青口人都在汇山码头做生活，有时生活没了，就到公和祥码头做生活。吴兴坊当时只有一家知识分子，在银行里做的。我想他是在外面实在租不到房子，才将就住进来的。

　　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里地势低，一到落大雨，弄堂里就像小河涨水，水没到膝盖，进出的人都要挽起裤脚管蹚大水。大人愁煞了，小人却开心得不得了，折叠了纸船，放到水面上白相，有的还拿只脚盆，坐在里面，在天井里划水。长期被水浸泡过的墙头，墨一般黑，酥得不得了，发霉，一股霉味道直冲鼻头。

　　我住的这幢房子的亭子间，曾经住过一个广东人，抽鸦片的，后来生毛病死了，房东又将亭子间转租给一个姓严的人住。这个人很霸道，他把原来五家人家合用的灶披间，一拦为二，他占一半，另一半4家人合用，苦不堪言。

　　洗澡很不方便的，人在水斗旁边洗澡，要拉一块布头遮上，还要放开喉咙叫一声：“我要洗澡了”，提醒人家。弄堂口早上，家家都把煤球炉子拎出来生火，弄得整个弄堂烟雾腾腾，呛得人眼泪水都出来了。

　　弄堂里一天到晚都有收旧货、买旧东西的，“铲刀磨剪刀”、“栀子花白兰花”叫声不断。天好的时候，小孩都在弄堂里跳绳、打弹子、造房子。我记得24弄弄堂口，现在小江北的烤鸡店原来是一个犹太人开的小店，专门卖红肠、面包，这里犹太人以前很多，他们也很穷，拖家带口的，小囡穿得一塌糊涂，日子过得很清苦。 （葛建平、刘莹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