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彦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上海宣传文教界的老同志至今都深深地怀念他。

　　白彦是建国初期上海宣传文教战线的领导人之一。1950年上海市委宣传部成立时他任副部长，直至“文革”。17年间，他先后辅助夏衍、谷牧、彭柏山、石西民等几任部长，为新上海的宣传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白彦早年接受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1935年在革命思潮影响下，他和一批热血青年离开广东老家到南宁，跟随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在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学院学习和工作。1936年，他和学院部分师生从广西到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投身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斗争。1937年，他带孩子剧团的几个小弟妹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毛主席称白彦“是从上海亭子间里来延安住窑洞的”。1949年，他任华东野战军特纵炮兵团政委，参加了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组织上把他留在了上海。特殊的革命经历使白彦深深懂得知识和人才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

　　白彦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自己一条重要的工作原则。金仲华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上世纪30年代，他就写过许多论述世界形势的文章，对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白彦对金仲华十分尊重，称他为“金公”。抗美援朝时期，白彦负责全市抗美援朝活动的宣传教育。当时有一些重要的文章和会议报告，白彦请金仲华执笔。工作过程中，白彦从不干扰他。碰到问题，总是采取商量的态度加以解决。论辈分，白彦是晚辈，但由于他对金仲华那种建立在完全信任基础上的尊重，金仲华也十分尊重白彦。只要有事商量，一个电话都可以互相来去。金仲华时常邀请白彦到他家里喝茶聊天。50年代政治运动中，当金仲华感到苦闷时，总是约白彦出去散步聊天。当时白彦兼任上海宣传系统的直属党委书记，但金仲华把白彦看成是可以敞开心扉说话的人。白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不少宣传教育、新闻出版和文化界的同志。上海画院的刘海粟、吴湖帆因对当时苏联的一些美术作品有不同看法，还有几位画家在“鸣放”中言词有些过激，有人主张要把他们打成右派。白彦认为，对苏联美术作品有不同看法，属于艺术上的不同见解，不能等同于“反苏”。几位画家虽然言词有些过激，但却是善意的，是帮助党整风，而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从而使这些同志政治上得以解脱。

　　白彦和文化人的交往是真情交往。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1956年到上海演出《搜书院》结识了白彦。此后40多年里交往不断。他们间的通信来往多达200余封，50多万字，谈思想、谈工作、谈艺术、谈生活。40年的相处，不仅白彦与红线女之间，而且两个家庭之间也都成了经常联系、互相照应的世好。电影演员王丹凤曾谈到，60年代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有些领导人怕接触港澳人士，但白彦仍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精神，热情地会见来上海访问的香港电影界人士，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鼓励他们在海外广交朋友多做工作。香港电影界的廖一原先生、朱虹、夏梦女士等都成了白彦的知交。白彦和巴金交往甚密。巴金每年过生日，白彦都会买鲜花到他家里祝寿。“文革”中，白彦被作为“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受到错误批斗，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包庇“黑老K巴金”。“四人帮”粉碎后，白彦复出。他十分关心宣传文教界新人的成长。电影演员陈冲因《小花》得电影百花奖后，白彦把陈冲约到家里，勉励她正确对待荣誉，并赠诗一首：“百花奖小花，美名曰最佳。桂冠头上戴，博得众人夸。荣誉如甘霖，育花更升华。也可变狂风，摧花早凋谢。我劝小陈冲，正确对待它。名实难相副，差距还远啊！”这对陈冲以后艺术上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白彦与文化人的交往，是我们党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的生动诠释，对我们今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有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