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十周年。人们皆知，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弄堂原名树德里，中共“二大”会址所在的弄堂曾称辅德里，“树”和“辅”的巧合，生动地昭示：这两次重要会议都是光辉的革命里程碑，共同圆满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壹

　　在党史中创造诸多“第一”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沪召开。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出席者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和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东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施存统等十二人，代表着全国一百九十五名党员。

　　中共“二大”的会期共八天，举行三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寓所底楼客堂举行时，陈独秀代表中央局作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问题的议决案》、《关于妇女运动的议决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议决案》等九个决议案，并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党史中，中共“二大”创造诸多“第一”：第一次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以全国代表大会名义公开发表宣言，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大会宣言第一次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表达了人民心声；制定第一部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六章共二十九条的正式章程，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最后完成；第一次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史之发端；第一次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要求。所以，这次大会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贰

　　一些会议地点仍未找到

　　鉴于中共“一大”会址曾遭到密探骚扰和租界巡捕房搜查，筹备中共“二大”时采取了更有效的安全措施，决定减少全体会议。

　　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门户相仿，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被密探的目光锁定，便于隐蔽；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因前后有门，独进独出，四通八达，可以迅速撤离。所以，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选择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举行，随后接连更换会议地点。正因如此，李达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处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举行的”；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也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大会是在李达家里召开的，后来分成几个小组流动开会，今天在这里开，明天在那里开。”

　　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整理过《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成分比例表》，曾把毛泽东列入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然而，毛泽东却未到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查阅斯诺的《西行漫记》，可知在1936年夏毛泽东曾告诉这位赴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的美国记者：“那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够出席。”这也印证了中共“二大”保密工作的严格，毛泽东的记忆力很强，那时或许是因故未能及时报到，而会议地点已转移，他就难以找着了。

　　早期上海租界房屋门牌比较混乱，辅德里625号其实就是南成都路625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开始整顿马路两旁门牌，遇到弄口只编一个号，弄内另编门牌，辅德里625号变为成都路（由北成都路、南成都路合并而成）7弄30号；抗战胜利后，因附近的贝谛鏖路更名成都南路，成都路便改称成都北路。

　　建国初期，李达专程抵沪协助寻访重要的革命旧址，指认上海成都北路7弄30号为自己昔日的寓所，很快中共“二大”会址得到有关部门确定。但随着岁月推移和环境变化，中共“二大”的其余会议地点已难以追寻，李达作为与会代表也只能表示“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弄和门牌号码我记不得了”。1959年5月，中共“二大”会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延安高架道路中段修筑过程中，鉴于中共“二大”会址的重要性，特意为之让道；中共“二大”会址原属弄堂内的第二排房子，此时成了沿街楼房，所在的那段成都北路也改名老成都北路。2000年春，在建设延中绿地时，动迁该地块居民，并对这片保护性建筑进行精心修缮。2002年6月30日，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叁

　　会址内曾设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在沪建立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社址设于辅德里625号。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此举行时，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仍按计划进行着。

　　李达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他在沪寓所系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屋，底层有客堂，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楼梯下的小间即人民出版社编辑部。这里虽比较简陋，但隐身于成片的普通民居，能避开密探的监视。

　　经过李达等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其他读物九种。刘仁静之子刘威立的《刘仁静》（列入“中共一大代表丛书”）谈到：“刘仁静留上海，主要是协助李达筹办人民出版社……他们又根据自己的交往或了解，努力组织党的译者队伍。‘当时除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一个翻译班子外，在上海也有一个翻译班子。’‘其次还有联合广州、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同志(如武汉恽代英同志)翻译的。’”

　　1922年6月底，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书籍“十二种”，“各印三千份”。其中，有“马克思全书”两本：《共产党宣言》（重印1920年陈望道译本）、《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列宁全书”五本：《列宁传》（张亮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墨耕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康民尼斯特丛书”五本：《共产党底计划》（太柳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希曼译）、《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墨耕译）、《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俄国革命纪实》（周诠译），各印三千册。在中共“二大”后的两个多月里，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书籍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国家与革命》，以及《李卜克内西纪念》、《劳动运动史》、《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等。为了防备搜查，李达曾将刚出版的书籍藏在灶披间的木柴底下，以便遇危险能迅速处理。

　　李达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期间，常废寝忘食地工作，他的《回忆党的早期活动》说：“‘人民出版社’也在辅德里。那时，我担任出版社主编，共出版十四种读物以及临时性的小册子。那时付印、校对、发行工作都是我个人担任的。分发到外埠去的刊物都是经过轮船的水手及杂务输送的”；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说：“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当年，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均标明“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遭上海租界巡捕房逼迫迁粤的新青年社社址设于广州昌兴马路26号（后来搬至隔壁），人民出版社也将它作为公开的发行处。

　　1922年11月，李达赴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独立存在仅两年左右，但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做出重要贡献。其社址与中共“二大”会址为一处，则更使这一革命胜迹熠熠生辉。

　　肆

　　会址后原是平民女校

　　中共“二大”召开前数月，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至44号）创办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卷烟厂、纺织厂开展工作，于是陈独秀、李达便商量在沪筹建一所女校，以“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不久，李达寓所后的辅德里632号A要出租，他就租下这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以作校舍。1921年12月，上海《民国日报》、《妇女声》登载平民女校招生广告，申明“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在《妇女声》发表的文章中，陈独秀“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李达则赞扬它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它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主办，开设多种课程，尤其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并由他们各自的夫人王会悟、向警予协助处理各种事务；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等都义务兼课。在刘明义的《王会悟回忆平民女校及早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1959年6月）中，王会悟如此叙述：“学生三十多人，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为了生活我们组织了四个工作组，有四个工作组长。有的领导缝纫、有的领导作袜、有的领导洗衣”。

　　那时，就读于湖南岳云中学的丁玲仅过半年即可毕业，得到平民女校招生的消息，她马上赴沪入学。《丁玲自叙》提及：“学校有初级、高级两班，初级班一二十人，高级班六人（另有两人，染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学不久便离校了），共二三十人，我在高级班”，“低级班学生住校，我们高级班六个人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客堂楼上”；“学校除上课外，还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搞些社会活动”。

　　1922年底，平民女校由于经费拮据等原因停办，部分学生曾进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合作的上海大学。在刘明义的《王一知回忆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及早期妇

　　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1959年6月）中，王一知这样说：“关于停办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大概是因为‘上大’要开办了，平民女校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平民女校虽存在时间不长，却在工人运动史、妇女运动史和教育史中都留下醒目的一页；而且，学生中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如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钱希均、著名教育家王一知、著名作家丁玲等。

　　1984年5月，平民女校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它附属于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