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

　　1928年11月，蔡乾离开台湾前往厦门，在台湾共产党厦门支部工作。同年12月，他去福建省漳州，在石码中学任教。三年之后，他秘密地到了苏区，协助红军做好袭击漳州的准备工作。不久，红军就攻占了漳州。1932年5月，他到达瑞金，在列宁学院任教，教授社会学、土地问题等等。这时，他还兼任反帝同盟的工作，负责同殖民地人民的联络。

　　在长征期间，蔡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任政委一职。到陕西后，他又恢复原来的工作，担任反帝同盟——此时改名为反日同盟的主席。4月，他又兼任西北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

　　蔡的妻子是台湾人，长征时留在江西；蔡估计她此时已安全转移到了福建。

　　埃德加·斯诺在介绍之后推测：蔡乾既精通汉语又精通日语，两种语言驾轻就熟，读和说同样流利。如果蔡还活着，那么他在台湾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中，即使不是领袖，也可能是位颇有影响的人物。

　　埃德加·斯诺的预测有一点是准确的，那就是蔡孝乾确实出任中共在台的最高领导人。但在他整理书稿完成的1953年，蔡孝乾已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成为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可耻叛徒。

　　抗战胜利后，蔡孝乾接受中共中央派遣，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返回台湾，发展地下组织。当时“台工委”隶属华中局（后改华东局），蔡孝乾1945年9月自延安出发，三个月后辗转到达江苏淮安，与时任华中局书记的老领导张鼎臣、组织部长曾山见面，商讨赴台事宜，并请调曾在抗大受训的台湾籍干部张志忠等人。是年底，蔡孝乾、张志忠等赴台干部在上海集中，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晓、张执一等负责，组织他们学习一个月。1946年3月开始，这批同志陆续潜回台湾。同年5月，在台湾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委，蔡孝乾任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志忠任武装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长。

　　蔡孝乾本人于1946年7月进入台湾，隐姓埋名，在基隆港当码头工人，以掩护其身份。离台已18个寒暑的他，对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生疏，因此在发展组织方面，侧重联络老台共党员，行动十分谨慎。1947年，台湾人民反蒋抗暴的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台工委”所召集和新加入的党员仅70余人。二二八起义遭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以后，台湾民众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人民、反民主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憎恨与不满情绪也有所增长。“台工委”在华东局指示下潜赴香港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拟定新的斗争策略，进一步深入山地农村和城市基层，放手发动群众，也加强了同中共大陆情报部门的联系，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为迎接解放台湾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至1948年6月，台湾地下党已发展到400多人，分设30多个地方支部；到1949年年底成员数又迅速扩大到1800余名。

　　朱枫向蔡孝乾转达了组织的要求，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台北市内的女婿家，大约逗留两个月左右，她所担负的密取重要情报的任务希望能得到“老郑”的帮助，下次见面最好能改在进出更方便的地方进行，因为她是以“母亲”和“外婆”身份来女儿家看外孙的，不能让家人和邻居生疑心。

　　蔡孝乾同朱枫约定，今后每周三同一时间接头，地点改在台北市内一家叫“建昌行”的联络点内，那里离朱枫的住地不算远，走过几条街就能到。

　　蔡孝乾要了朱枫女儿家的电话号码，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刚发行的新台币，将电话号码记在那张拾元面值的钞票上。

　　朱枫带着万景光给吴石的亲笔信，以“陈太太”的身份，走进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她几乎有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因为这里还挂着 “××电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来，吴石初到台北时，不仅“国防部”机关还没有随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来，连军官宿舍也还没有准备好，这里是借给他一家人暂时栖身之所，现在他和夫人、孩子已经搬进大安区的新居，这处老房子尚未退还，便成了一个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联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