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琴带着鲁迅给的100元钱，与母亲赶到济南去探监，可是终因钱太少，没能把华岗救出来。

　　这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了华岗在青岛被捕的情况，并迅速组织营救。其间，连吉鸿昌、宣侠父都出面营救，但均无果。

　　葛琴眼见营救丈夫无望，处境又非常困难，便决定离沪到华岗的家乡去。这就是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一文中所写的：“灾祸和贫困突然把我击落到一个极困苦的环境里，而孩子苏苏又在这时死去，一切的不幸同时向我压下来，我只得离开上海到偏僻的农村去。在生活鞭子残酷的挞击下，焦头烂额的奔波着……”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董必武以中共代表身份向国民党当局交涉，1937年10月16日华岗被营救出狱。出狱后，华岗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后又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不久调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特别是争取民主人士、分化瓦解国民党军政要人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华岗遭人诬陷，以“反革命罪”被长期关押，1972年含冤瘐死狱中。1980年经中央批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对于葛琴嫁给邵荃麟的这段经历，据2011年11月2日《作家文摘》上刊登的《赵俪生谈华岗：书生气害他丧命》一文所述：

　　华岗是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他一心扑在革命上，一心扑在革命理论上，其余的事不大理会。就以家庭说吧，他一生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任夫人葛琴是他的革命同志、党员，而且在一个党小组。小组有三个人，第三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再后来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当时大革命时期，邵荃麟身患很严重的病（大概是肺结核）。为了发扬同志的友爱，华夫妇就精心地护理他，可是华岗突然被捕了，只剩华的夫人一人护理他。护理着护理着，同志爱就转变为夫妻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他说过，他到北京开会时遇见邵荃麟。两人擦身而过，不打招呼。

　　赵俪生1917年出生于山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教授，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方面颇有建树，2007年逝世。华岗曾任山东大学校长，故与赵俪生熟悉。

　　而据我所知，葛琴嫁与邵荃麟还另有隐情。最近，我与上海作家协会的艾以老师联系上了。他与华岗是同乡，与其儿子华贻芳又是溪口小学和龙游仗时中学（即龙游中学）同学。他说，他小时候有一次回家乡时，葛琴看到他，还抱过他呢。1986年11月17日家乡成立华岗研究学会时，会长是林默涵，他任副会长，对华岗一家比较熟悉。

　　听艾以说：“华岗被捕后，报上登了华岗已经牺牲，所以葛琴才嫁给邵荃麟的。”艾以还告诉我，华岗的第二任妻子姓谈，生了两女一男，现在两家的孩子还经常来往，关系很好。

　　“影射江青”遭迫害

　　葛琴从1932年开始创作，到1966年，先后共撰写发表了近五十万字，出版了十几本书。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能有如此多的作品，实属不易。

　　葛琴在1948年写过一篇文章《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她在文中说：“每次写完一篇改而又改，发表后仍然还觉得要改。因此，我只希望自己在这不断需要改造的过程中，也多少能有些不断的进步。”其实，葛琴有时候是违心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如短篇小说《贵宾》就是如此，因为“文革”中有人认为其内容有影射江青之嫌。

　　1948年底，在一次香港《小说》月刊的编委会上，主编茅盾提议写幻想小说，想象全国解放之后，人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在中国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蒋家王朝已如融化的冰山，全面崩溃指日可待。葛琴的《贵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最早发表在1949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刊2卷1期上，后收入1949年7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结亲》中。

　　葛琴将《贵宾》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安排在1950年，主人公陆锦霞是“国际上闻名的妇女民主会”会长，由黄部长安排到莫干山疗养院疗养。谁知陆女士发现疗养院里住了一些受伤的士兵、生肺痨的工人农民，感觉很不舒服。于是，黄部长连夜派车接她回南京。途中，司机为了避开一个老头紧急刹车，把陆女士吓昏过去。陆女士苏醒后，要司机把区长叫来，接她到区政府去休息，并让区长审查司机出事故“有什么企图没有”，又让黄部长的夫人专程来接她去南京。陆女士觉得“他们革了命，有的是领导权，天下属他们！”对老百姓“绝对不能太民主”，应该让老百姓为她这位“社会名流”“人民团体的领袖”服务。葛琴的这篇小说写在建国前夕，并用了一个问句做副标题：“在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

　　小说发表后未产生什么反应，也没人将作品中的陆女士与江青对号入座，然而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文革”前，葛琴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副厂长，运动开始时，是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文艺黑线”参与者受到批斗。

　　到了1968年3月，葛琴被隔离审查，中央专案组“一办”立案，罪名之一是“叛徒”，之二是写小说攻击污蔑江青。

　　葛小鹰回忆道：葛琴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被捕过，“叛徒”之罪根本是无中生有。至于第二条，他有一次找东西，偶然发现母亲的一叠材料，出于好奇和紧张，“便拿起来看，不过由于没有得到妈妈的允许，属于偷看，我有些内疚和慌张，只是匆匆地看了一些，没有细读。记得认罪内容大致是自己写小说‘攻击污蔑了江青同志，罪该万死’一类话。这种自我责骂的空话，在那种用皮鞭和拳脚‘横扫一切’的年代里，实在是很普通的事。”葛琴在认罪的同时又辩解道：“小说里我虽然写过有人说：‘说不定她是毛主席夫人吧？’但马上就有别人驳斥他：‘毛主席夫人哪会是这样的？’所以我绝不是在攻击江青。”

　　虽然葛琴一再说自己没有攻击江青，可在那个年代，谁会理你呀。后来再批斗，也整不出什么新的材料，将她弄到干校。1972年3月1日葛琴在那儿发生脑血管意外，昏迷了三天，双目失明，瘫痪，大小便失禁，可是专案组竟见死不救，说要等“中央首长”的批示。后来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作了三次电话指示，可是专案组非要有书面指示为凭据。等到总理的书面指示到达时，已经过去8天，葛琴才被送入医院“抢救”。经过一位老中医的救治，葛琴开始能够说些简单的话语。

　　葛琴出院时，仍然是偏瘫失语，专案组以“案情重于病情，病情服从案情”为由，将她关押隔离在干校农场，不准独立开伙。后来通过一些老同志的帮助，1973年10月周总理指示：“要发给全薪作为生活费，住房问题由单位负责妥善解决。”可是专案组的人没有完全执行，直到1974年10月来了两个新领导，此事才解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葛琴的冤案得到了平反，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一些老朋友纷纷前来看望她，如骆宾基、艾芜、沙汀、楼适夷、骆耕漠、李何林和王振华夫妇等。虽然葛琴不能说话，可是情绪的变化很明显，听到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时，很高兴地点头，张嘴大笑，听他们说到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时，会眼圈发红，发出“啊，啊”的同情声。葛琴于1995年1月3日凌晨3时去世，享年87岁。

　　（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