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位变脆弱

　　苏童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那时候是文学一统天下，后来这个地位一点点地崩溃，一点点变得弱势，从那时候过来的人，因为曾经感受过这个行业至高无上的地位，心里有时候会有一点感伤。”苏童认为，时代总有它的潮流，我们所要学习的事情恐怕不一定是适应那个时代，不适应也是可以的。“要学会在这个时代中留下自己的一间小屋，这是让你感到舒服的，你愿意为之生存的且乐意生存的小屋，有这么一个小屋可以解决写作的所有问题，也可以解决你跟这个时代的所有问题。”

　　小说应该保本色

　　莫言讲了个故事：《红高粱》之后他跟张艺谋又合作过，张艺谋希望莫言能够为他再写一个农村题材的剧本。谈好构思后，莫言开始写了，但是他先入为主，“我知道要为张艺谋写电影，我一定要把巩俐变成第一女主角，所以里面的女主角是按照巩俐来写的。写对话时我想到了台词，塑造人物时我想到了演员，所以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中我脑子里不断想的是电影。”后来张艺谋评价：“你写得太差了，你干嘛老为我想。”

　　这给了莫言很大的教训，他说，写小说就是写小说，写小说的时候一定要把电影放到脑后，不要讨好他们，甚至要制造难点。“张艺谋最需要的是小说提供一种意境、思想、文学艺术的韵致，我把它写成了一个准电影剧本，类似于电影剧本的小说，这不是我的长项。”

　　日本作家阿刀田高也表示，在这样一个手段多样性的时代，小说应该保持自己的本色，哪怕完全不适合变成电影或者改编成电视剧，只要让喜欢的人喜欢就行。写小说的人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写，而不是像影视剧一样为了让所有的人喜欢。

　　文学“养分”要充沛

　　台湾作家吴念真的身份比较特别，他写过《恋恋风尘》等75部电影剧本，曾经主持过电视节目，跟苏童、莫言一样，他认为文学创作在影像时代不必去改变什么，但理由不一样：“因为文学本身是影像极大的养分。”他举例说，1988年，台湾电影忽然出现了很多大师和电影，最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候忽然间跑出来非常多的新编剧，其实他们都是写小说的，他们很容易从自己阅读过的小说之中发现某些可以变成电影的东西，而且容易跟观众沟通，把这样的题材给电影公司，并且说服导演去拍它，很多电影的内涵就丰富起来了，“当影像时代来临时，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学营养补充它，那些影像肯定难看。”吴念真说，最近他看的电视剧觉得都很难看，就是因为现在文学创作的数量与所能提供的东西，好像还不能支撑大量生产的影像。

　　影像不能出“气味”

　　影像相比文字，固然有它的长处，但作家们也自傲地认为，有些抒情内容是文字能够表达而电影拍不出来的。比如，气味。苏童说：“像我这样在街头长大的孩子，知道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气味。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依赖感，这也是电影很难传达的。”

　　吴念真亦有同感：“如果影像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话，文学早就死掉了。比如台湾午后雷阵雨快来的时候，气压非常低，一下雨的时候地上开始泥泞，妈妈随之脾气越来越坏，通常开始打小孩，那种郁闷和焦躁，影像怎么拍得出来？一到秋天，满山秋花，天那么高，莫名其妙就有想哭的惆怅，我就不相信谁可以用影像拍出季节的感动来。所以，该留在文字里的就留在文字里，该留在影像中的就留在影像中。”

　　本报记者  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