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家庭的很多东西是有限购买。比如家具，除非迁新居，多半要用一辈子。如女人爱首饰，男人爱名表，一般也是适可而止。还有喜欢收藏的，因客观所限，不可能搜罗个遍。想来想去，只有读书人买书，是穷尽一生，如家风良正，世世代代购买不尽也有可能。

　　当然，这种情况只限于一种人——即真正的读书人。不敢说自己有多大本事，但自认当个读书人还是够格的。看书的记忆开始在6岁，我刚到上海。父亲白天上班，夜里赶文章，家里几乎没人说话。我天天拿父亲的书看着玩。难得父亲有空，他会教我认字，如哪天他讲书中的故事，真像过节一样了。刚读一年级，父亲就教我查字典。从此，我就囫囵吞枣、半生不熟地开始看书，后来娴熟地读书、用书，这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因为爱看书，买书、藏书就成了常态。虽然，经过几次散失，但买书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习惯至今不变。以前街上书店很多，但钱少，总要一再算计才买本书。那几年，买的大多是爱不释手的精品。大浩劫后，家里成了书的沙漠，心中的痛后来化作排队的动力。得知卖书讯息，总一早就去新华书店排队，粥少僧多，队伍挤得前胸贴后背，人人像饿死鬼抢食物一样。每次挤得汗流浃背，拎得腰酸背痛，心里却是失而复得的甜蜜。那几年，是饥不择食，买的书杂而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工作需要，我买书侧重于社科、人文类的，一类是全国及海外的陶行知研究著作；一类是回忆、怀旧的散文随笔。前一种是研究所需，几乎把国内外出版的搜罗殆尽。后一种是名家作品，大家风范，韵味醇厚。另外，就是诗集。自中学时代就喜欢海外，特别是欧洲、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买的诗集极多，也较齐。如普希金的，有40多种，恐怕比有些图书馆都全。现在的译者当然不能与过去那些大家相比，因爱屋及乌，还是见一本买一本，几乎买遍了外国诗人的所有译本。遗憾的是现在书越出越多，书店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去大型书展，每次买几十本，跑一家等于跑百家，挺方便，但淘书的乐趣没有了。

　　几十年下来，家里的书多得没法计算。毛估估，光我的书起码几万册。这些书，买来、淘来、抢来、交换来，得来本本皆辛苦。别人说书非借不看，我是非买不看，每本都看过，有的还看了又看，书上写满评语，夹着纸条，留看手泽，有的还洒下泪痕。这些书卖掉、送掉，真的，一本都不舍得。这已不仅是书，它们是有生命的，懂我的心，感受我的喜怒哀乐，明白我的所思所想，是与我一起成长的伙伴，是教我天天进步的老师，是我血肉相连的亲人，是我最珍贵的财富！

　　但是，人是活不过书的，书陪伴我一生后，将往何处去呢？我不忍心想。本来，可以捐赠。但捐给谁？谁知道受捐者是否会善待它们？杨宪益先生在生命最后几年，求朋友们去拿书，称为“散书”。王元化先生同样赠书给年轻朋友，认为这是书得其所。我很赞同。将来，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但那么多书，要多少朋友才拿得完？人家是不是要，是否拿得动，是否有地方放呢？唉！杞人忧天。人都走了，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多少情，刻骨铭心，都得放下；多少财，金山银海，也得舍弃，何况是书！它们伴我几十年，化作清流融在我的血脉中，书、我已难分。至于书归何处，交给命运，留给后人，任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