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跑到东亚来看寺庙，东亚人跑到欧洲去看教堂。大家都觉得好看，因为本地没有，至少也是罕见。

　　我是东亚人当中的一个。我在东亚看过无数的寺庙，去欧洲看过无数的教堂。看着看着，就自惭形秽起来：寺庙与教堂，岂可同日而语？再“雄伟”的寺庙，在直指苍穹的大教堂面前，也只是“侏儒”一个；木结构的寺庙“易朽”，或迟或早，总会有回禄之灾，被付之一炬，不得不重新再造，哪像石砌的大教堂“不朽”，屹立千年是常有之事。何况在欧洲，教堂们只算是晚近之物，更早的古罗马、古希腊乃至史前建筑，早已都是庞然大物了。

　　有这种感觉的不光是我。西洋人对于自己的建筑，向来也是很景仰的。“我所以这样比较详细地写到萨摩司人，是因为他们是希腊全土三项最伟大的工程的缔造者。其中的第一项是一条有两个口的隧道……第二项是在海中围绕着港湾的堤岸……第三项工程是一座神殿，这是我所见到的神殿中最大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比对一般人更加详细地来写萨摩司人的事情。”（希罗多德《历史》）希氏之津津乐道于萨摩司人的故事，正是由于瞻仰其建筑，而对其建筑者心生崇敬的缘故。反之，他们想象，当今日的繁华成为遗迹，未来的人也会依据建筑的留存，来评判今人的文化程度：“假如斯巴达城将来变为荒废了，只有神庙和建筑的地基保留下来了的话，过了一些时候之后，我想后代的人很难相信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像它的名声那么大的势力……在另一方面，如果雅典有同样的遭遇的话，一个普通人从亲眼所看见它的外表来推测，会认为这个城市的势力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氏果然言中，雅典、斯巴达的建筑和地基，乃至希氏所见萨摩司的隧道、堤岸和神殿，如今的确保存完好，令人驰心于古希腊文化的辉煌。

　　而我们的祖先所描写的，则是我们的建筑是如何的易朽。以阿房宫之宏伟，而“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阿房宫赋》）；以扬州城之富丽，两经战乱，而“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鲍照《芜城赋》）；以洛阳佛教之全盛，遭永熙多难，而“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时间久远一些的，则更是湮灭无存，连地点都无从知晓了：“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杜甫《咏怀古迹》）倘若如今去访古，休说与古希腊同期的文明遗迹，即便是大教堂时代的“晚近”之物，还能找到几处呢？而今的考古界，每当发现一个大型遗址，明知其相比庞贝古城之完好不啻碧落黄泉，却仍汲汲名之曰“东方庞贝”以自慰。中华文明，比之西洋文明，莫非从来就难望其项背？

　　芸芸众生，作如此考虑者，想必为数不少。

　　谢阁兰（图下）是西洋人当中的一个。他在欧洲看过了无数的教堂，又到东亚来看了无数的寺庙。看着看着，他也自惭形秽起来：教堂与寺庙，岂可同日而语？前者（教堂）是野蛮人无知的妄作：“那些野蛮人，丢开木料、砖瓦和泥土，为了建筑永恒而在岩石中建筑！/他们崇拜那些因至今存在而光荣的陵墓、那些因古老而闻名的桥梁以及那些基石无一松动的庙宇……这些无知者，这些野蛮人！”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任何静止的物体都逃不过岁月的贪婪利齿。持久不属于坚固。”“如果时光不侵蚀建筑，那它就会吞噬建筑者。”也就是说，因为时光难以侵蚀教堂，于是就吞噬了教堂的建筑者——“不朽”的教堂见证的，恰恰是欧洲文明走马灯般的换将！而后者（寺庙）则是文明人智慧的象征：“在沙地上建筑吧。给黏土掺上大量的水，竖起作为供品的梁木；很快，沙地就会塌陷，黏土就会膨胀，双层屋顶就会在大地上撒满鳞片……”这些“易朽”的建筑，恰恰是人类贡献给时光的祭品：“让时光饱餐吧……/不必反抗：让我们尊重逐渐消逝的岁月和贪婪的时光吧。”而当“全部祭品都被接纳”，换来的就是人文的持久，“永恒不住在你们的墙中，而在你们身上，你们这些缓慢的人，你们这些持久的人”（《古今碑录·一万年》）。也就是说，因为时光容易侵蚀寺庙，于是它就放过了寺庙的建筑者——“易朽”的寺庙见证的，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一脉长传！西洋文明，比之中华文明，原来竟是如此的望尘莫及！

　　芸芸众生，做如此考虑者，大约只有谢氏一个？

　　但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想想吧，从古希腊文，到拉丁文，到近代欧洲各国语文，神庙和教堂依旧耸立着，但进出神庙和教堂的人，却写着不同的文字，说着不同的语言；而寺庙尽管易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上下五千年，整个大中华，却写着同样的文字，说着同样的语言。于是，欧洲文学被时间和语言的利刃切割得支离破碎，而只要稍受训练，中国人却可以尽享古往今来的文学！

　　这只是一个例子，此外的例子尽多。

　　也许，当欧洲人感慨于时间和语言利刃的切割时，他们仰望着神庙和教堂，找到了沧海横流里砥柱中流般的心理安慰。神庙和教堂似乎是文艺的模范，灵感的来源，一切创作的终极理想。夏多布里昂自称《墓畔回忆录》就是一座大教堂；普鲁斯特受亚眠大教堂的启示，而有了巨著《追忆逝水年华》，动笔之初，甚至以“大门”、“彩绘玻璃窗”等为各部分的标题，并对别人指出该书像大教堂的说法大为感动，视为知己之妙语；而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仅像城堡，则又等而下之了。

　　反之，当中国人感慨于寺庙的易朽时，他们求救于文字，在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信念里安身立命。建筑不能永恒，那么就让文章来“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陆机《文赋》）吧！杜甫慨叹楚宫之泯灭无痕，不因别的，只因读了宋玉的文章，“摇落深知宋玉悲”，于是爱宋玉而及楚宫；而这由衷的“怅望千秋一洒泪”，不正是文章之力的最好证明吗？黄鹤楼、鹳雀楼、岳阳楼屡毁屡建，全赖《黄鹤楼》《登鹳雀楼》《岳阳楼记》等诗文之力而维持其一线不绝之命脉；而没有《阅江楼记》，甚至根本就不会有阅江楼！

　　当然，事情总有两面。也许，寺庙的“易朽”，让中国人更重视固守传统；而神庙和教堂的“不朽”，则让欧洲人勇于变革和创新。后者就如有些君主立宪制国家，政府尽管走马灯般地更迭，王室则成为国民凝聚力的象征；前者犹如朝代尽管改换，主人尽管变迁，文明的传统却始终不变。孰优孰劣自难评判，重要的是拥有如谢阁兰那般洞察、接纳他者的眼光，取他者之长处为我借鉴。

　　（谨以此文纪念谢阁兰的《古今碑录》问世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