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共见过舒婷两次。其实，也只是远远地看着。看她致词，看她被围在读者中间，看她听着别人朗诵自己的诗歌。

　　在南大出现的舒婷，还是那个顶着诗歌盛名的舒婷，却也带着从海岛鼓浪屿而来的清新的海风。当她站在台上，用软软的南方口音说，“因为诗歌，南京我来了”，还是让人心里一下子拧出了水。

　　隔着记忆的栅门，舒婷来了，她是舒婷，可似乎又不是心中曾经知道的那个舒婷。

　　我印象中的舒婷，是高高端坐在课本里的，是各种朗诵会上的保留节目，是我的女同学们用故作成熟的声音朗诵她的《致橡树》的偶像诗人。和着叮叮淙淙的音乐声，你觉着了青春的美好。

　　上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我18岁，我的语文老师是个漂亮的北方大女孩。她让我们每个人选一首诗歌，然后到学校的录音室里进行录制——把年轻的声音留下来。我记不清我选的哪首诗了，应该是深沉的那种。

　　那学期的最后一节语文课是在一间大课教室里上的。老师关上了所有的门和窗户。课堂很静，她把那盒磁带放进机子里慢慢按下了键。诗歌与音乐，在最好的时光，都是如影相随的。老师倚在窗下，外面是蓝蓝的天空和南方尖锐如针的阳光……那时候，我们读诗，也偷偷写诗；我们年轻，我们激情满怀。舒婷的诗句里有着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包括爱情。

　　而今，诗已远去，人也临近中年。因着昨日的映照，方才觉醒那一度与美好相拥的年轻日子。

　　第二次见到舒婷，是在江宁，是一个小型的读者见面会。下着雨，有山有水，夜色宁静。她亲切地跟大家打招呼，称在场的年轻人“孩子”。那时候的舒婷让人想到了她的母亲角色，亲和、礼貌而不失活泼。90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舒婷几乎不写诗了，她写散文去了，她写儿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还有什么比儿女承欢膝下更让人感觉幸福的呢？她成了那时候很多母亲的典范。

　　如今，儿子业已长大，她看上去还很年轻。舒婷从南方来到南京，别人读的还是她年轻时候的诗，说的还是《致橡树》还是《双桅船》。有人朗诵了她的《这也是一切》，一首写于1977年某个晚上的诗歌，诗集是1986年出版的。隔着略略泛黄的纸张，30多年的时光，是追也追不回来了，幸好还有诗。舒婷不停地架着眼镜，感慨胜于喜悦，她向朗读者点头示意，眼睛里满是笑意。

　　有那么一会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10多岁时居住的那个小镇。1993年的秋天，我读初三，中考的压力满满的，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当时，我居住在小镇的政府大院里，所以能够在午后寻些报纸来看，得以暂时从题海里挣脱出来，去度过片刻闲暇时光。

　　秋天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凌厉了，我趴在办公桌上，在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那是顾城匪夷所思的死讯。作为中国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我记住了他在《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如今，诗已离我们而去，舒婷的时代已显得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