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妈妈去应聘了　　

　　蔡爱礼医生是港大的校医，台湾人，爸爸的同乡。他的大女儿敬文和我是同学，还有两个弟弟。我们两家常来往。

　　有位法国老太太，应该称她“马当姆马蒂”，我们舌头笨，称她“马大马的”。她家也在港大附近，爸爸的朋友路过香港时往往住在她家。爸爸去看朋友时有几回也带我们一起去，她家没小孩儿，但有好些奇奇怪怪好玩儿的东西。她也爱开“游乐会”和“跳舞会”，都是我们最爱参加的。徐悲鸿先生在香港开画展，就住我们家里，他想买些古画，妈妈就开车送爸爸和他去了“马大马的”家。“马大马的”拿出许多画来给徐先生挑选，当他看到那幅后来被称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时，两只手都哆嗦起来。妈妈说，搞艺术的人情绪就是容易激动。

　　有位Aunty谭，信天主教，独身，她与母亲及独身的哥哥同住。她家的餐厅像个船舱，还总是吃西餐。她对我们很好，我也喜欢她。

　　有位胡校长，是一所女中的校长，她弟弟就是我们家对面的医院的院长胡惠德。胡校长在新界青山有座别墅。我们在那里度过暑假，平时假日也去过。

　　《大公报》的名记者杨刚女士是我家常客。她总穿蓝布旗袍，不烫发，不化妆，在当时的香港是很少见的。我们称她杨先生，到客厅去见过就退出来，因为爸爸总要和她谈许久话。妈妈说她是共产党，我想共产党就是不一样，挺好的。我将来也不要摩登，要像共产党那样。

　　《新儿童》的主编黄庆云，我们称她黄姐姐。《新儿童》是半月刊，封面特别好看。爸爸应她的要求，编了《桃金娘》和《萤灯》两篇童话刊在《新儿童》上。可惜，爸爸去世太早，否则还能多给孩子们写些。黄姐姐来，我们欢呼雀跃，她喜欢孩子们，还在我的作文本上找了一篇，题为“小蜜蜂的自述”，大约有五十来字，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大作”。

　　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报就住在我家，他不吃肉，和我爸爸一样，所以他就在我家搭伙。晚上，爸爸、妈妈若是出门去了，梁先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和婆婆、袁妈、刘妈聊天，讲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也挤在刘妈身边好奇地听着。我小时候就感觉到，梁先生和我爸爸完全是同一类型的人。

　　爸爸下葬后，各界又开过几次追悼会，都是妈妈带了哥哥去的。追悼会开过，丧事就算办完了。治丧的朋友们可还在发愁，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了经济来源可怎么得了！俗话说“救急不救贫”，靠任何外人都不是长久之计。妈妈叫周俟松，是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数学系毕业的，表示可以胜任教学工作。但那时暑假将结束，开学在即，各校师资已定。朋友们多方联系，最后定在铜锣湾的培正小学。虽说有点儿“大材小用”，但饥不择食，妈妈也就应聘了。总算“开”了“源”，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和爸爸的收入相比，直如天上地下，必须还得“节流”。按说“节流”是我家的内部事，但朋友们还是热心关怀、积极建议：一是搬家换小房子，二是减辞用人，三是转学换校。

　　转学换校只是我的事，哥哥已入英皇书院，是公立的，学费有限，而教会的英制圣司提反学费要高出许多。说是让我转去真光女中附小，我二话没说，就去考了。这“真光”我熟悉，姐姐念过，马小姐姐正在读着。从罗便臣道尾走到罗便臣道中，路我也认得。到了真光学校，老师已在等我，拿了题给我做。虽说只考我一个人，类乎走走形式，但我也把题都做了。中午，又一个人往回走，心想以后我就得天天走这条路，虽然比圣司提反远不少，但我也不怕。半路上，有座红砖的小楼房，哥哥说那里面有鬼，这我也没怕。我现在是个没有爸爸的小孩儿了，不能娇气，于是很有自信地回到家中。

　　我七姨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女，在青岛圣功女中教书，听到我爸爸的噩耗，和一位尹修女一起来香港看我们。袁妈、刘妈流着眼泪跟妈妈说，她们可以跟七姨回北京去，不给妈妈增加负担。妈妈不忍，融融洽洽相处十来年了，再说，小孩子没有了爸爸，再没了自幼相依的保姆，感情上更受伤害。妈妈提出了个办法，征求她俩的意见，立时使她俩破涕为笑，表示一定尽心尽力，帮助妈妈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