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嚆矢，六朝隋唐文学中的风景描写，经常表现宏大风景中的渺小个人，从而引发了中国式的“浪漫主义”。而进入唐代以后，伴随着唐帝国的征服与扩张，也作为“盛唐气象”的文学标志，对“化外”风景的“征服”意识，开始进入唐代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为风景描写的传统增添了新的内容，展示了全然不同以往的新的风貌。在这方面，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
因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柳宗元左迁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司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长安，离开文明的中心地区，来到文明的边缘地区，亦即当时人眼中的“化外”之地（《永州八记》即称永州为“夷狄”）。在永州十年，他寄情于奇山异水，一连写了九篇游记，依次是《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以上一般称为《永州八记》），以及《游黄溪记》，成为唐代文学中风景描写的名篇。
一般读者学者注目于《永州八记》的，是它如何表现了柳宗元的思想情怀，它的风景描写是如何的出色……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一些别样的东西，那就是柳宗元对“化外”风景的态度，充满了象征“盛唐气象”的“征服”意识。
二
《永州八记》对“化外”风景的表现，大致由以下三部曲组成：发现、整顿、接受。
柳宗元在永州陆续发现了西山，西山西边的钴鉧潭，钴鉧潭西边的小丘，小丘西边的小石潭，以及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八处“幽丽奇处”（《袁家渴记》），它们大都具有不同于“化内”风景的“怪特”特征。“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钴鉧潭西小丘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这些极具特色的风景描写，既归功于柳宗元的别具慧眼和生花妙笔，也归因于“化外”风景的“怪特”特征——后者却常被人们所忽略了。
然而，“化外”的风景，“化外”之人却未必有眼光去发现，反而有待于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作者所喜欢的水潭，原主人却视为包袱（《钴鉧潭记》）；原主人眼中的“弃地”，却是作者心中的宝贝（《钴鉧潭西小丘记》）。这是因为来自中原的“化内”之人，熟悉更“高级”的“化内”风景，能透过“化外”风景的“怪特”表象，看到了其潜在的“归化”价值。
同时，正因为“化外”风景“怪特”，与“化内”风景还有距离，所以无法按照原样来接受。“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这就必须以“化内”风景为模范，仿照“化内”风景来整顿。“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始得西山宴游记》）“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钴鉧潭记》）“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钴鉧潭西小丘记》）“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蠲渠至大石……”（《石渠记》）“揭跣而往，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石涧记》）《永州八记》中多有类似描写，可见整顿过程必不可少。
经过这样整顿以后的“化外”风景才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已经“归化”为“化内”风景了。如整顿以后的西山：“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始得西山宴游记》）整顿以后的钴鉧潭：“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钴鉧潭记》）整顿以后的钴鉧潭西小丘：“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鉧潭西小丘记》）整顿以后的石渠：“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石渠记》）在《永州八记》中，未经整顿而可以接受的风景，只有袁家渴、小石城山等不多几处，因为它们本来就比较接近“化内”风景。
经过整顿以后的“化外”风景，不仅可以接受，而且可以“估价”，因为它们已经“归化”为“化内”风景，进入了“化内”风景的价值序列；对此，“化外”风景本身也会为之感到庆幸，因为终于有幸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了。“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钴鉧潭西小丘记》）“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钴鉧潭西小丘记》）
既然进入了“化内”风景的价值序列，那么，对于左迁“化外”之地的失意者来说，它们就像“化内”文明的“化外”飞地，代表了来自“化内”文明的问候和慰藉。“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钴鉧潭记》）“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小石城山记》）而“归化”了的“化外”风景，也有赖于作者而得以传世。“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於世。”（《袁家渴记》）“予从州牧得之……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石渠记》）这是作者与风景的双赢。
左迁永州十年后，柳宗元又谪刺柳州（今广西区柳州市），又有游记两篇，即《柳州东亭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其中于柳州的风景，同样有发现、整顿、接受这三部曲。
三
这种对待“化外”风景的“征服”意识，其实是从强盛的唐代才开始出现的，而罕见于早先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因北方大地战乱频仍，大批中原人渡江南下，来到原先的文明边缘地区。但无论是流寓南方的中原人，还是留在北方的中原人，都并不把南方看作是“化外”之地，把南方风景看作是“化外”风景。比如《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过江诸人”每遇美日出游，虽觉得有“山河之异”，却又认为“风景不殊”，明显不以江南为“化外”之地；又如在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中，南方的风景被写得如此美妙，绝无半点“化外”的味道；即使从未到过南方的郦道元，也照样在《水经注》里，靠着文字材料及想象力，写下了三峡风景的千古绝唱；南朝人陈伯之叛降北朝，领兵与南朝军队对抗，南朝文人丘迟修书劝降，陈伯之读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顿觉乡愁难耐，潸然泪下，遂决意率部南归，江南的风景成了诱降的利器。以上种种，都是因为文化正统到了南方，所以南方的风景虽然“怪特”，却不可能被视作“化外”，文人也不会想到要去“征服”它。这与唐代文人的心态是迥然不同的。
但是，换一种立场，换一种心态，换一种价值观，则“化外”风景不惟不需要“征服”，反而会成为无条件“臣服”的对象（此时“化外”、“化内”关系已经逆转）。比如，现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欧美风景的描写，每每就是“臣服”式的，而非“征服”式的。如徐志摩笔下的康桥：“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见’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一别二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康桥风景诚然秀丽，但作者的“全世界最”、“思乡”之说却不免夸张，大概因为他“反认他乡是故乡”，把“他乡”看作“化内”，反把“故乡”看作“化外”了吧？所以他一“发现”异乡的风景，马上就无条件地“臣服”了。
又如琼瑶笔下的普罗旺斯：“紫菱：‘云帆，我晕车耶！’云帆：‘怎么会晕车呢，这只是马车呀，是不是中暑了？有没有发烧？’紫菱：‘我不是那种晕车。我是坐着这样的马车，走在这样的林荫大道上，我开心得晕了！陶醉得晕了！享受得晕了！所以，我就晕车了！其实，我自从来到普罗旺斯，就一路晕！我进了梦园，我晕！我看到了有珠帘的新房，我晕！看到古堡，我晕！看到种薰衣草的花田，我还是晕！看到山城，我更晕！反正，我就是晕……’”（《又见一帘幽梦》）普罗旺斯的风景也许的确很美，但初次见到就这样地“一路晕”，机关枪扫射似的一连“十三晕”，不得不说还是“臣服”心态所致吧？
或如郁达夫，即使写中国本土的风景，也要夹用洋文来表现：“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故都的秋》）还记得在日本的大学课堂上，每读到最后一句，诸生便会窃笑不已，有勇敢的学生便举手提问：“好好的中文里干嘛夹杂英文呀？好奇怪呀？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是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大约是这么一写，中国本土的风景便可以纳入以洋文所象征的欧美风景的价值序列，从而证明其确实是有价值而值得赞美的了吧？这就像当年唐帝国强盛时，柳宗元要以中州的价值标准来定位永州山水的价值一样。
对“化外”风景的态度是“征服”还是“臣服”，取决于立场、心态和价值观，取决于对内外文明关系的看法，其实归根结底，也取决于作者所处时代自身国力的强弱。
可是，既不“征服”也不“臣服”的风景，才是真正的风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