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学办得如何，校长的作为无疑是关键。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的结缘，即可证明这一点。

　　自1915年时年26岁的梅贻琦应清华校长周诒春之聘至母校任教，从此与清华的联系再也没有断过。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选举时，梅贻琦在47张有效票中获得33票，成为清华第一任教务长。之后在清华学生三拒校长的风潮中，平时沉默寡言的梅贻琦被推举上位。

　　梅贻琦上位后有权但不揽权。在清华的教授评议会上，只要教授们提出的建议有利于清华发展，梅贻琦无不赞同，谓之“吾从众”。正因为梅贻琦执掌清华有方，加上一干教授们给力，清华终于从一个原先虽有名气，却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得以蒸蒸日上，跻身于名牌大学之列。对此，曾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盛赞梅贻琦具有当校长的本领。更有论者觉得，这本领即体现在梅所说的“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而最考验梅贻琦这方面能力的，当数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先搬于长沙，后迁至昆明由临时大学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之际。这时候虽有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校校长担任常委主事，但堪称梅前辈的蒋、张二人多数时间在重庆参政，西南联大则多由梅贻琦主持日常校务。此时大家突然发现，以前遇事谨慎，从不轻率发表意见的梅贻琦，处事变得异常果断。创建于国难时期的西南联大八九年间人才辈出，显然和梅校长心中装着联大，以及清楚自己对联大的担责分不开。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心中没有清华。须知此际梅贻琦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怯，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

　　1931年，一度出国回到国内的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在“就职演说”中讲过这样一段话：“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梅贻琦为什么能够把西南联大，把清华办得如此风生水起，青史留名，原来这一切全缘于他内心有着警醒的自省意识，即“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

　　显然，梅贻琦对于“罪”的认识，其分量已远远超过了泛泛言之的担责。在他看来，一个人担责却不尽责，实无异于犯罪。

　　正因为内心有这样的意识和警觉，梅贻琦才能够在几度临危受命、知难而进的情况下，将西南联大和清华办得有口皆碑。其实梅贻琦夫子之道的“无罪于……”这句话，实在应该让今天每一个在不同岗位和领域担责的人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我今天的担责，是否能够做到“将来可告无罪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