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两重天的传记

　　何曾（199—279）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一流名人，但在魏晋之际，却是权势煊赫，门庭鼎盛。他在曹魏后期做过宰相，但与司马懿交情深厚，所以在西晋代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西晋的开国功臣。此后历任三公，朝会时被允许坐车佩剑，倍极荣宠，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历史学家对他的记录很有意思，《晋书·何曾传》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述其德，后半部诋其丑。对同一个人物的叙述，前后反差极其明显，甚至于令人怀疑，这是不是同一个人。

　　与普通传记无二，《晋书》介绍何曾也是从家世说起，其后紧随两通彰显何曾能言极谏的奏章，再往后除叙述仕宦履历与政治交际外，重点在几则体现何曾各种品德的小故事。

　　其一是当面批评于母丧期间饮酒的阮籍（210—263）为大不孝，这与后文引傅玄（217—279）的文章来说明何曾本人是一位大孝子相呼应。紧接在这个故事后面的，是另一则更具正面意义的故事。曹魏后期曾发生过一起毌丘俭（？—255）“谋反”事件，是著名的“淮南三叛”之一（另两起“叛乱”事件的领导人分别是王凌和诸葛诞，他们起事的根据地都在淮南地区）。“淮南三叛”的本质都是打着忠于曹魏的旗号，反对司马氏专权。毌丘俭起兵的背景，是司马师（208—255）废黜了魏少帝曹芳（232—274）。由于实力和能力的问题，毌丘俭最终兵败伏诛，司马氏给他安上了“谋反”的罪名，予以处罚。按当时法律，其已婚嫁的孙女毌丘芝也当受株连。但毌丘芝恰在妊娠时期。何曾大动恻隐，上疏朝廷，要求废除追责已嫁女的法律。朝廷最终应允，毌丘芝没有被鞠讯，逃过一劫。

　　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何曾救下的不仅仅是毌丘芝母子两命，它最终促进了法律进步和人性解放。此后，不仅已嫁女不再是政治案的株连对象，也为此后保护妊娠期间妇女创造了正面案例。这桩大功德的确值得人们纪念。

　　总之，《晋书》中何曾传记的前半部分，除了政治上谈到何曾在由魏入晋之际，与司马氏的交往中颇具投机心理，生活上谈到他晚年与老妻相见时必冠服具礼，让人感觉略显道学气外，整体上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然而，后半部分令人对何曾的印象急转直下。“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的何曾，也是奢侈腐化的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每天餐饮开销上万，还说没地方下筷子。更糟糕的是，何曾只懂得整肃闺门，却没教好子孙。从家族史的角度看，何氏子孙无一例外遗传了何曾崇尚奢华的基因，并将奢华升级，从日食万钱，上升到日食二万。由于这个原因，何曾和他的家族遭到了时论的非议。

　　谥号起风波

　　有意思的是《资治通鉴》。

　　在《资治通鉴》中，何曾的名字一共出现过十五次，其中三次系后人追述、评论。在十二次涉及何曾本人的事迹中，七次是述及高级官僚的人事调整，往往是走叙述程序，一笔带过，不体现对何曾这个人物的评价。另外还有一次述及何曾对阮籍不孝的批判，两次叙述他与司马氏的政治交往，这三处虽有故事情境，但笔墨很简练。还剩两处叙述：一是述及何曾之死，盖棺定论重在批判何曾的奢侈；一是借何曾子孙遭遇来批判何曾的奢侈腐化。这两处所费笔墨最多，甚至还有司马光的直接评论。

　　这样看下来，《资治通鉴》对何曾事例的挑选，除了比较中性的履历及人际关系外，重点是对何曾进行负面塑造，把《晋书·何曾传》前半部分所述何曾之德，几乎删削殆尽。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司马光一再反对的奢侈。

　　何曾去世的时候，按惯例，朝廷要请礼官讨论他的谥号问题。令人惊讶的是，一位名叫秦秀（生卒年不详）的博士官给出的谥号建议是“丑缪”！谥号往往用于表彰大臣生前的功绩，一般都尽量挑好听的字眼。这得有多大仇，才想得出用“丑缪”这样的谥号来羞辱一位去世不久的开国功臣。但秦秀振振有词地说，何曾身为宰相，本当为人伦仪表，事实上却这么奢侈腐败。在他身前没有因他这些不当的行为受到责罚，若死后再不通过谥号对他进行贬损的话，恐怕天下的风俗就此坏了！这段话虽然是秦秀说的，但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司马光善于通过选择史料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奢侈的确是何曾修身、齐家的大缺点，但他并非一无是处、毫无优点，《资治通鉴》撇开很多正面事迹不谈，专挑这样的话题来为何曾盖棺定论，显然体现出司马光本人关注何曾这个人物的重点所在。

　　如果真按秦秀的意见定谥，那何曾很可能在中国谥号史上中个头彩，获得了最糟糕的一个谥号。好在晋武帝（司马炎，236—290，265—290在位）愿意为他出头，否决了秦秀的意见，最终亲自为何曾挑了个美谥“孝”。实事求是地讲，这个谥号倒也不算溢美，何曾的确是个孝子。

　　奢侈导致“无遗种”

　　何曾的政治判断力也不可谓不敏锐，曾在一次家宴时对家人说晋武帝不是命世之才，天下迟早大乱。何曾先对儿子们说，你们还能侥幸躲过这关，不及身遭离乱，接着用手指着尚在童年的几个孙子，说道他们这代人恐怕就无法幸免了！何曾的预言果然应验了，“八王之乱”以后，短暂的西晋王朝土崩瓦解。何曾的一个孙子何绥（？—309）陷入了“八王之乱”过程中的一次党争，被政敌杀害。何绥死后，其兄何嵩（生卒年不详）哭道：我的祖父真是接近于圣人了！此话的意思，就是指何曾成功地预言到了他们这代人将要面临的困境。

　　在政局动荡之际，何氏家族逐渐走向衰弱，最终不仅完全退出政局，后来连生存下来的都没有了。何嵩哭何绥的语言，可以明显反映出何氏家人将这种衰弱归咎于时代的混乱。司马光却不这么认为，他将何氏家族的败亡从当时实际的政治局势中割裂出来，将其归罪于何曾：“身为僭侈，使子孙承流，卒以骄奢亡族，其明安在哉！”司马光这几句话指出，同样是走下坡路，何氏家族的衰弱、败亡与其他家族比尤其彻底（史家用“何氏无遗种”几个字来表达），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家族一贯奢侈、不懂治家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的批评不无道理。前文已经交代，何曾开创的奢侈门风，在后代身上更是变本加厉。何曾一顿饭要吃一万钱，他的儿子何劭（236—301）功业不及乃父一个零头，奢侈的作风却翻倍，一顿饭要吃二万钱。而这位何劭正是何绥的叔父。何绥兄弟成人仕宦之后，不仅继承了祖、父两辈人的奢侈之风，还变得更加傲慢、无礼，在给他人的书信中频频透露出这种倨傲的气息。故而有见过这些信的人评论说，何绥生活在这样的乱世，却矜夸、自恃如此，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

　　所以总结何氏家族的走势，从何曾到何劭，再到何绥，本事、品行、人缘都不见长，唯奢靡之风见长。我们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家族即便生活在太平盛世，也未必能持久。从这个角度看，司马光认为何氏家族的败亡不能只归因于时代，而更应反省他们家族自身的原因，是非常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