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国家“十三五”时期提出了要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个发展理念。这同样适合于我们艺术圈。“漂移海上”展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中华艺术宫主办，从第一届的策展开始，我们就考虑到要更充分地发挥美协的功能，扩大服务对象，要努力覆盖到生活、活跃在上海的整个艺术家群体。通过美协、中华艺术宫，我们要让“海漂”艺术家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找到家的感觉。同时，也让这些“漂”在上海的艺术家们与我们有一个对话、交流的机会，也让热爱艺术的人们能更广泛地了解到上海艺术生态圈的现状。

　　问：挑选艺术家和作品的标准？

　　施：一定是正能量的，表达对社会的认知，对人的价值的理解。只要是讲真话、讲实话，我们也欢迎善意的批评。评判艺术的标准是多样的，海纳百川，说的就是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办展览要有胸怀，有视野（国际性的），还要有学识。艺术家们多元化的，有以上三点特征的作品所产生的智慧与思考相互碰撞，必将有助于推动整个上海艺术水平的提高。

　　问：美协和中华艺术宫有何计划持续支持这些海漂艺术家？

　　施：上一届，中华艺术宫收藏了参展的50多位艺术家的一些优秀作品，但也只是支付了很少的稿酬，艺术家们自愿以近乎捐赠的方式来表达对“漂移海上”的支持与致敬。

　　出于运行机制的原因，国家级博物馆往往高大上有余，接地气不足。相反，在市场竞争下，很多民营博物馆做得生机勃勃。对我们来说，痛点就是起点，团结所有艺术家，更放松地办展，办有思想、传播正能量，又叫好又叫座的展，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请体制外的艺术家进来，不光办展，还要开恳谈会，了解他们的需求；将来还要为佼佼者办联展，收藏作品，全方位为他们做好服务工作。

　　问：毕加索是西班牙人，皮尔·卡丹是意大利人，凡·高是荷兰人。但最后他们都成为了法国人，更准确地说是巴黎人心目中法国文化的代表。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时，也作为文化高地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当下的上海，将怎样找回荣耀？

　　施：上海有很多特色，时尚性、国际性、开放性让这座城市与众不同。因为上海开埠以来所逐渐积累的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使得上海具有一种对新鲜事物、对视觉的认同会更敏感、更自觉。这让上海具有成为像巴黎、伦敦这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可能性。坚持这种包容性和宽阔的胸怀，随着中国向着经济、文化大国的目标前进，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深刻之后，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问：您认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海上精神是什么？

　　施：我想先用“五个理念”中的创新理念来回答这个问题。提倡当下的“海上精神”，也要创新。但创新不是空穴来风，创新必须有“根”有据。我们来重构海上精神，必须要深刻认识中国文化的根到底在哪里。我想主要是三点：开天辟地的创新精神、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和自强不息的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以这三点为基础，以中原文化为主要舞台，始于几千年前的各民族大融合的文化传统。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来谈上海作为一个中国对外的窗口，在中西文化追求相互理解的当下，用什么来和西方对话。曾有一位大画家和我说过“海派无派”。我现在深以为是。上海的精神是东南西北文化之集大成者，所谓“海上升明月”，在近代中国艺术史上，上海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启蒙。这是海上精神的核心。上海的优势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思想基础上的对现代意识的敏感性，对中西交流的包容性，对传统文化、南北文化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继续坚持这几点，也就是抓住了海上精神的根。有了这个根，再来做具有时代性的创新，就不会流于肤浅。

　　“五个理念”的核心是共享。这也是“漂移海上”的生发点。无论是经济上、资源上，我们都要服务于全社会的艺术家，而更多地，是要和年轻艺术家的交流，在这个理念下，平等地与他们沟通，服务支持他们。

　　在互联网思维下，似乎材料成了决定性因素。我非常不赞同这个观念。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艺术应该实实在在地回到本体，这也是“工匠精神”的含义，艺术家应该安静地回到画室，不要做概念，用好的感悟画一张好画，做好自己的本分。再通过互联网手段去传播，这是后话。 

　　“漂移上海”是一个开端，会作为中华艺术宫的一个常规展做下去。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平等的交流空间，提供了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优秀艺术家的平台。最终的目标是服务社会，提高全民的精神文化享受。当上海能放下那些莫须有的包袱，也许将离世界前沿更近，上海的艺术也将重建辉煌。 

　　（南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