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我从旧金山回来时，晨云陪我到ICU病房去看望宁老师。那个时候我呼唤宁老师，可能他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我虽然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但是当听闻宁老师离开了我们，心里还是非常的沉痛。

　　这几天，心里面不断地在翻腾和宁老师在一起的每时每刻。1981年，当我还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宁老师向我们77届开了一门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那是我第一次聆听宁老师的讲课。本来我以为报刊史是一门非常枯燥的课程，但是当宁老师走进教室，走上讲台，他的讲课充满了激情，从此以后就把我带到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从那堂课以后，我就找宁老师说：“我大学毕业要写毕业论文，您能不能做我的指导老师？”宁老师满口答应。随后，就在那一年，宁老师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生。当时我没有考虑一下就马上报了宁老师的硕士生。后来，武伟和我成了宁老师的第一届硕士生。跟着宁老师，苦学了三年，研究了三年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

　　当我硕士毕业那年，我国教育部第一次批准了人大新闻系和复旦新闻系两个新闻学博士点，批准了王中老师和甘惜分教授作为最早的博士生导师。那个时候我跟武伟，很想继续留在复旦学习，很想继续跟着宁老师、跟着王中先生继续做研究。所以我们两个人又继续报考了王中先生的博士生。当年，王中先生已经七十岁了。大家知道，王中先生一生非常坎坷，大家去查阅过去二十几年来的新闻学刊物，充满了对他的大批判的文章。所以，那年他虽然只比宁老师年长六岁，但是身体各方面已经年迈体弱。所以新闻系当初就请了宁老师作为我们的副导师，这三年实际上是宁老师主要在带领我们。

　　我觉得我一生最幸运的就是有机会进入复旦大学，进入新闻系，更有机会跟着像宁老师、王中先生这样的导师，认认真真做学问，扎扎实实地做人。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宁老师跟我讲述他的一生时提到，他真正开始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扎扎实实研究中国新闻史，是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当时的宁老师已经过了六十岁了，用现在来看，那个时候已经是将近退休的年龄。我回顾一下，宁老师一生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六十岁以后从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开始的这三十几年里，在新闻学研究领域里面辛勤地耕耘所得到的。宁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我们国家从一个错误的航道里走出来，我会一事无成。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只是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每一个学者，对每一个学科，都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其次我觉得宁老师对新闻学、新闻史的研究作出了那么重大的贡献，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宁老师一直非常注重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考证。他常常和我们讲，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那就是言必有据。每写一篇文章，每写一本书，每讲一句话，都要有出处，绝不能信口开河。

　　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在上海除了在新闻学系资料室有非常丰富的资料之外，徐家汇藏书楼是当时上海主要的一个收藏报纸和刊物的地方，我和武伟两个人常去那里。徐家汇藏书楼和复旦正好在市区的东西两个角落，我还记得每次我们要坐55路公共汽车换26路再到那边查阅资料，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宁老师一有空就和我们一起去。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宁老师与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照看宁老师，另一个人就上车去抢座位，能够让宁老师有个座位，能够让他一路上休息。宁老师就是这样在几十年间辛勤地发掘，对每一个资料认真地考证，其辛苦程度对没有搞过新闻史研究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从我和宁老师朝夕相处之中，我觉得宁老师学术上巨大的成就跟他的为人是密不可分的。我和宁老师师生情谊三十几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宁老师对生活上有任何一点的抱怨，他的生活是最简单的生活，他只要日有三餐、夜有一宿就足够了。其他时间全部在研究新闻学，全部在研究新闻史。同时他也非常淡泊名利，从来不为了人事关系、为了名和利跟任何人去争。所以，他也从来不会被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所困惑，从来都是非常乐观开朗。只要有年轻人向他求教，哪怕是不认识的人送来书稿给他看，他就一定会认真地看，看完以后，他喜欢的，他会花几天时间去为人家作序，哪怕这个人是他从来没见过一面的。

　　最后我想说，宁老师非常幸运的是背后有一个全力支持他的温暖家庭。有这样的家庭对宁老师的全力以赴的支持，宁老师才能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潜心做学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记得去年年初我去看望宁老师，他还和我谈笑风生，还在和我讲他的地方新闻史最后的出版的事情。宁老师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几年里，作出了那么多的学术成果，写了那么多的书，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我觉得宁老师真的是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