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广东中山坚持在法治框架内化解医疗纠纷。警方主动介入，不让医闹闹起来；不允许医院私了，没有错不允许花钱息事宁人，医院真的有过错也决不护短。

　　据悉，中山实施这个办法4年，当地未形成一次实质性医闹事件，当地第三方机制调处医疗纠纷成功率高达94.7%。在医闹普遍令医院头痛的背景下，如果中山的实践成效切实可靠，无疑为那些深受医闹之害的医院，以及担忧医疗纠纷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普通公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信心。

　　所谓医闹，肯定是不正当、不合理的，多数情况下甚至不合法。说到底，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常方式，而且冲击医疗秩序，恶化医患关系。如果导致医院和医生不敢承担风险，实施“防御性医疗”，利益受损的还是患者本身。

　　但是，看到医闹可恶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医闹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一个是医患矛盾突出。看病难、看病贵大环境下，病者、医者双方情绪有时可能都不容易冷静，很容易激化矛盾。因此，医闹就有了土壤。

　　另一个就是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缺乏。医闹一般与医疗纠纷有关，很可能牵涉患者的损伤、死亡。因此，这是个特殊性很强的问题。特殊在，它是医疗专业问题与生命问题的交叉。专业的事，懂的人少。但生命问题，与每个人有关，决定了利益诉求的普遍性。这一多一少相对之下，如果缺少一个双方都认同的中介，那么结果就很难不冲突。特别是，一些医疗机构陷入牟利冲动从而给行业带来负面效应之时，病者一方似乎就有了更多质疑的理由。

　　消灭医闹现象的关键，或者说解决医疗争端的根本，在于第三方机制。实际上，这个结论并不多么高深。每一次医疗纠纷面前，业内和舆论都会呈上这一方案。但问题在于，形式上的第三方机制容易建立，真正具备公信力、权威性的第三方机制，并不那么唾手可得。

　　首先是医疗专业力量共同体的建立。专业性问题解决，归根结底依赖专业力量本身，医疗纠纷解决亦如此。建立起一支专业队伍，并确立专业同仁的相互约束、检视伦理和规范，这并非易事。

　　其次是协调机制设置。必须流程公开透明，机制规范科学，能够有效破除利益干扰、破除行业偏袒。而且，注重专业力量解决问题的同时，亦须有适当外在力量介入，比如人大代表和媒体。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第三方机制具备了“形”，却缺少“神”，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这也导致，即便很多地方建立了名义上的第三方，但老百姓遇到问题还是绕道走。

　　医疗纠纷，不私了是对的。但不私了的底气，是对“公了”的权威有足够自信。如果不能真正提供医疗争端的客观解决机制，那么医闹的阴魂恐怕不会轻易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