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媛实验剧团的这一版《阮玲玉》，有股子陈腐气，像一件老旗袍，褪了色，起了褶，不复当年光彩。

　　相较原型人物轰轰烈烈的人生，话剧《阮玲玉》实在显得平平无奇。话剧从黑白电影片头中拉开帷幕，由当下的穆大师带着红孩儿，在一个类似摄影棚的地方，寻着当年那美人的足迹，去寻找阮玲玉，讲述那些爱过、哭过、笑过、恨过的过往。模式类似于听老先生讲一个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将阮玲玉踏入演艺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然而，不得不说，这故事讲的带入感实在不强，只觉着是隔着舞台，远远地观望一个女演员和三个男人的那些个事。

　　用说书人的角色串联起那些散落的情节，选择这种叙事方式是一种聪明也是一种偷懒。或许，创作者认为这是这是一种稳妥的做法，因为是写一个现实的人物，一个名女人，总是要依照着事实，不能做过多的揣测和编造。但是，创作者忘了，阮玲玉有作为一个名人的苦恼，有作为一个女人的烦忧，然而归根结底她是一个人。

　　阮玲玉这个人的悲剧，是社会舆论造成的吗，是男人们的利用和伤害导致的吗？笔者认为，性格决定命运。她骨子里的不安，让她像个浮萍般总想找个人来依托，最终令她无依无靠。她骨子里头的虚荣，对俗世的欲望，让她被这俗世的声名所累。剧中，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学生时代的阮玲玉被同学撞见了自己谎称早已死掉的母亲，这种怎样的一种自卑和虚荣，才让她撒了如此一个大谎。然而，剧中却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并没有就此继续挖掘、延伸，这便导致了人物的不丰满。所以，虽然该剧有着大段华美的独白，但还是感觉触碰不到阮玲玉的内心。

　　关于阮玲玉的死，这戏还是落在——人言可畏，这假传的绝笔之言。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如果阮玲玉生在这个年代，她面对的谣言可能还要生猛几十倍。其实，互联网时代对于流言蜚语所导致的悲痛会有更强烈的共鸣，然而，看这戏却没有同感。因为，若是戏要落在此处，那么还要更多的铺垫和做戏。然而，并没有。这戏给人更多感觉，这个女人是被两个男人给逼死的，他们都不给她退路，于是她自己寻了死路。这戏地问题出在没有找好戏核，这戏剧性就推不上去。

　　俗话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而写一个名女人的戏也是难得很。话剧《阮玲玉》看上去稳稳的，然而，阮玲玉那颗原本不安稳的心却看不见了。那样一个佣人的孩子，一个习惯低着头细声软语的女子，一个很会演戏的天才演员，原本可挖掘的更有戏、更出彩，如今却只看到摇曳生姿的焦媛。

　　焦媛绝对是这出戏最大的亮点和焦点，举手投足间风情尽显。看得出，她努力地揣摩和接近这个角色。但这戏给焦媛发挥的空间并不大，整出戏没有给予她表演的支点，从外在到内心。因为没有戏，演员就要加戏，用力去演戏。于是乎，看上去演员魅力凸显了。瞧，看她多会演戏，舞台上就她一个最会演，感觉是她撑起了整台戏。然而，戏真的被她撑起来了吗？当然，不。顶梁柱也无法独自撑起一栋屋子。

　　创作者的初衷或许是想要为阮玲玉量身定制一件戏剧的衣裳，而最终只是件外衣罢了，而我想看的是这衣裳里头的人。最好的写作是写人。而这戏里头缺的就是人，一个活生生的人，阮玲玉终究被这戏做成了那黑白电影中的影像。整个舞台呈现也毫无新意，甚至有点老气，感觉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的确，这原本就是1994年创作的作品。

　　1994年《阮玲玉》在人艺上演时可谓轰动一时，主演徐帆还凭借此戏获“梅花奖”。2002年焦媛在春天实验剧团也演过一版，反响热烈。而如今老戏重演，怎么就感觉乏善可陈了呢。是戏剧文本旧了，舞台呈现旧了，还是表演方式旧了？若是好戏，自然是不怕旧，不怕时光的洗练，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作品四百年了还是在不断被排演。所以说，旧的是戏吗？或许，是做戏的观念。或许这样的作品二十年前能够被认可，但观众的审美在提升，如今已然不满足。我们需要的是挖掘人性的创作，而不是仅仅听说书人讲一个传奇故事；我们需要直击人心的创作，而不是稳稳妥妥的叙述。很会讲故事的李安就曾说过：“故事是个假象，最后是你的心怎么交给观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