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随手翻开村上短篇集《电视人》，第一篇就是同名短篇。本来没想翻阅什么“电视人”，毕竟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女人对我重要得多紧迫得多。但我反正翻开了自己译的《电视人》。而且一翻开就被吸引住了。“我不喜欢周日傍晚这一时分，或者说不喜欢它所附带的一切——总之不喜欢带有周日傍晚意味的状况。”行文有些做作，但做作得恰到好处。这就是村上。天赋！接下去的一个比喻也足够村上：“空中浮现出半轮崭新的剃刀样的白月，将疑问之根植入黑魆魆的大地。”若是我，肯定要说“镰刀样的”。村上不曾务农，想必没用过镰刀。他的父亲既是中学语文教师又是和尚，家中难免有剃刀。还有一点我和村上（或村上作品的主人公）不同。我喜欢傍晚时分，不惟周日傍晚，周一到周日世界上所有的傍晚我都喜欢。尤其喜欢窗口最后一缕夕晖渐渐消隐那一状况所附带的缱绻意味。

　　电视人“选在周日傍晚来我房间。恰如一场无声降落的抑郁而不无神秘意味的雨……”电视人不止一个，三个，三个比正常人小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的电视人抱着电视机来“我”房间安装——“我”喜欢看马尔克斯的小说和听音乐，家里没电视——第二天晚上电视人又闯入自己的梦境，仍在搬电视机。睁眼醒来一看，电视人正在荧屏里指着榨汁机形状的巨大机械装置说“我们正在制造飞机”，并宣布他太太不回来了，“因为关系破裂”！如此一来二去，“我”恍惚觉得那东西真可能是飞机，自己的太太真可能不回来了。“妻子已经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使用所有的交通工具，跑到我追不到的远处去了。的确，我们的关系或许已经破裂得无法挽回……”

　　《电视人》不到三十页，很快就看完了。而“电视人”附带的意味却久久完不了。首先，电视人扰乱“我”的私人生活秩序：我本来喜欢看马尔克斯和听音乐，而电视人却擅自搬来电视机。其次，电视人剥离了我的主体性：电视人一再把榨汁机说成飞机的时间里自己也认同了。甚至自己的老婆下班回家与否和关系是否破裂竟也相信了电视人的说法。一句话，电视的入侵。从中不难感受到村上对电视象征的现代社会、现代都市生活的体察、沉思和警省。村上总是把触须探入现代都市的边边角角，捕捉各种诡异而又不无普遍性的生命体验，为被放逐的灵魂、为失落的主体性做出或冷静或残酷的祭奠性表达。

　　《电视人》是村上1990年在梵蒂冈附近一座公寓里写的。据他自己介绍，一次坐在沙发上看美国音乐电视（MTV），看到荧屏上有两个男人抱着大箱子沿街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有什么触动了脑袋里的“某个开关”，当即起身走到桌前对着电子文字处理机啪嗒啪嗒敲击键盘，几乎不由自主地一敲而就。是的，他敲的不是如今这种电脑，而是“电子文字处理机”。那时候还没有全面进入网络时代。手机倒是有了，但基本只限于通讯功能，块头也大，砖头似的。在中国被称为“大哥大”，绝对是“阔”的象征。当时我在广州一所大学任教，记忆中最典型的某类阔佬形象是：脖子拴一条手指粗光闪闪的金项链，腰别摇摇欲坠的“大哥大”，骑着日本进口五十铃摩托从身旁呼啸而去……

　　二三十年转眼过去，现已全面进入网络时代，其代表性尤物就是手机、智能手机。假如再有什么触动村上脑袋里的“某个开关”，这回一敲而就的笃定是“手机人”。“手机人”打败了“电视人”——哪怕电视人再搬来电视，多数人、尤其多数年轻人也难保不看手机。“手机人”打败了教书人——我实在难以忘记一次偶尔经过正上课的大教室时发现几乎所有学生都低头看手机的场面给我带来的视觉震撼。难怪有人说手机是老师的敌人。手机甚至打败了爱人——即使爱人在身边，妻子或丈夫据说也有不少含情脉脉看手机。“手机人”不会像“电视人”那样宣布你太太不回来了。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回来不回来是一回事。而且，“手机人”也不会强调榨汁机是飞机。同样没那个必要，因为在“手机人”话语系统里，手机就是榨汁机，就是飞机，因此榨汁机就是飞机。A即B，B即C，亦即A即C。无须强调，无须解释，无须论证。“手机人”不仅打败了“电视人”、教书人、爱人，作为下一步，还要打败所有人，不，正在打败所有人。不信？喏，据说希拉里被打败了。这回“手机人”倒有可能破例告诉克林顿先生：你太太不回来了！

　　对了，谁来写《电视人》的续篇“手机人”？等哪位写出来了，我一定译成日语用手机发给村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