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麦华陀

　　在租界中权高位重的“上海先生们”的眼里，麦华陀比不上巴富尔，比不上阿礼国，甚至也比不上巴夏礼，他因此不被尊作“上海之父”，因此不能够在上海外滩，黄浦江潮水日日漫延、夜夜冲击的堤岸一边，如巴夏礼那般地享受一尊坚固如铁的花岗岩雕像。

　　“上海先生们”自有他们的视角，但他们的视角不等于上海视角，对一部宏大而又诡秘的上海史来说，麦华陀自有他的价值和地位。

　　我们这就开始叙述。

　　麦华陀诞生于1823年，比我刚刚讲到的巴夏礼早来世界五年时间，出生之地为英国首都伦敦，很重要一点是，父亲为在上海留下“麦家圈”好名声的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

　　在上海，麦都思为上帝，为祖国，还为清帝国，都做了很出色的工作：在口岸上海新一代知识分子王韬等人的帮助下，麦都思完成了《圣经》的汉译工作，还出版了有助于工业化的西方与农业化的东方相互之间沟通、交流的《汉英字典》《英汉字典》。

　　1854年，对上海来说，是个相当关键年份，开埠11年，被严肃的英国外交家视为具有法律般尊崇地位的《上海土地章程》，因“上海先生们”的强烈要求，首次得到修订。这个背景下，英租界中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变身为上海工部局，麦都思，这个伦敦会的传教士，因了他在上海的成就，担任了工部局的首任董事之一，就是这个小小的细节，是否也微妙地决定了“上海前夜”最初的发酵？

　　可以想见，“麦家圈”在今日上海山东中路一带大致成形后，倘若上海知县、上海道台正站在老城的西门上面，透过箭堞中的空当，向“麦家圈”这里作着眺望和打量，理应看到满脸虔诚的麦都思，还会看到站在他身边的儿子麦华陀。父亲为什么成为儿子的推动力盖因于此。

　　更早一点时候，1839年，麦都思就将麦华陀带向了远东，当然，是远东，不是上海。历史没有细说麦华陀在远东的父亲身边，他的思想演变和心路历程。但这还用得着怀疑吗？假如不是父亲时时刻刻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伦敦小子怎么会对远东文明产生持续不灭的兴趣？又怎么可能将汉语言，这个或许是人类中最难以掌握的语言，有熟练地把控和操纵？毫无疑问，父亲对儿子影响巨大，如同父亲在神学上的精深造诣，儿子在天书般的汉语言学习过程中，也显出了非凡才华。

　　1843年11月8日。陪同着巴富尔，不列颠帝国驻印度殖民地的野战军上尉，麦华陀踏上了上海土地。《南京条约》的签订，巴富尔上尉成为不列颠帝国驻上海的首任领事，与巴夏礼几乎一样，麦华陀的身份是翻译官，巴富尔的翻译官。巴富尔上尉在“麦都萨”号上看着上海码头时，眼神不仅带着睥睨意味，还傲慢不堪。

　　这一行来上海开埠的人从广州出发，搭乘的是“威克森”号军舰，先到达舟山，换乘“麦都萨”号，是在渔火点点的1843年11月8日的夜晚，按照部分历史学家的说法，“麦都萨”号靠泊上了十六铺码头。这时，十六铺一地，帆樯林立，人声鼎沸，江风不仅送来海鸥的阵阵求偶般的叫唤，也送来码头四周船民、水手、商家伙计的种种声响。不过，麦华陀目睹的还不是“十六铺”码头。

　　十六铺的地名产生在后来的咸丰、同治年间，为防御或抵抗太平军的杀来，苏松太道与上海县令一起将城厢内外的商号联成一起，这种联防联保的新形式唤为铺。最初计划在城厢内外建立27个铺，最后只建立了16个铺，第十六铺为铺中老大，区域在上海县城的大东门外：西至城濠，东至黄浦江，北至小东门大街与法租界接壤，南至万裕码头街和王家码头街。

　　1843年，李秀成的兵锋还没有让上海良民闻风丧胆，让“上海先生们”惶恐不安，麦华陀等人当时走在王家码头或董家码头上，码头十分简陋，十分寒碜，为砖石结构的踏步式台阶码头。要到1846年，上海开埠三年后，江滩边方出现为驳船、洋帆船转卸货物的木结构浮码头，更要到1866年，巴富尔、阿礼国全都离开了上海，这里才出现了木结构的固定码头，也叫做十六铺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