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过去的时光重新回来/愿你找到儿时的同桌/问他们曾经干过啥事/搞一次老小朋友聚会吧/讲讲以往的故事/叙叙各人的境遇。”人都会慢慢老去，在这一无可抗拒的过程中，闲来无事，不免想起儿时的“同桌”。

　　同桌是网络时代“走红”的一个概念（据说因为青春爱情电影《同桌的你》而流行，影片的灵感源自高晓松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但有人却狭隘地把同桌仅仅看成是异性学伴，而且是坐在一张桌子旁的；这不免太机械了。其实“同桌”就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同窗”。

　　按说在信息时代，寻人之类的事情应该比以往先进得多、容易得多；然而至今为止，查找一个人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据笔者所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面临着一个相当艰苦的任务：帮助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寻找亲人。“我叫盖尔特·克拉因哈默，这个名字是法院给我取的。1945年4月29日，我被炸弹片击中，在我身边躺着一个被炸死的女人，人们无法验证她是我的母亲。估计我当时的年龄是两岁，一个士兵将我送到医院，后来我被人收为义子……你们是否有可能查明我的真正身份？是否能打听出还有我的亲人活着？”类似这样的信件在当时的联邦德国还有成千上万。写信者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乱中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当时没有证件，由于年龄太小，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

　　二战结束时，德国有四分之一的公民在寻找他们生死未卜的亲人。为此联邦德国红十字会在汉堡和慕尼黑专门建立了查人服务中心，最初，政府每年拨款400万马克的津贴费，此外还有各界人士的捐款。在被寻找的人当中，有45万名是军人，15万名是普通老百姓，1000多名是孩子。工作了30年后，服务中心做了一个总结：他们帮助弄清了150万名失踪者的下落、处理了28万6千桩父母寻子女或子女找父母的案子。慕尼黑服务中心的主任马克斯·海因里希深有体会地说：“从事这样的工作会使人成为和平主义者。”德国虽然是战败国，但人民是无辜的，查人服务中心的每个工作人员正是凭着这种理解及和平主义精神，翻遍了堆积如山的文件、战报和士兵回忆录；找各种各样的知情者谈话，跟那些被释放的德国战俘、跟每一个流亡者、跟来自东欧和前苏联的被驱逐或自动迁居的公民谈话。工作真的是做到家了。

　　相比之下，现代寻人有了高科技手段、大量的数据服务、各种网站和服务平台……尽管如此，寻人服务的命中率往往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当然，时代不一样了，这一点必须承认。寻找同窗好友因此也不那么受重视，大量的个人数据和信息常常被不法分子用在错误的地方，被用来实施欺诈和行骗行为。很多人不愿透露个人信息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去寻人，兴许是怕引起被寻者或他们家属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