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兄妹多，父母亲是双职工，就先后请了两位保姆照料我们。第一位是苏北大妈，家务勤勉，为人慈厚，视我们如同儿女。大概因为农村习惯小牛小羊小鸭子随处放养，所以她让天井的大门一直敞开，任我们奔进奔出。吃饭时满镇地呼叫：“小把戏吃饭啦——”真个是不辞劳苦。我们亲切地呼她“阿妈”。几年后，阿妈因事回乡，母亲又请了位保姆，宁波人，我们叫她“阿娘”。阿娘采取的是闭关政策，这可以省去她不少的心事和时间，更无须满大街地叫我们吃饭。但我们一下子便感到无聊至极。

　　旧日的淘伴感到奇怪，不断有人来敲门探询。阿娘一听见敲门声，嘟哝着“野小鬼野小鬼”，将天井的门开一条缝，用严格的目光审视小朋友。淘伴们哪见过这种吓人的阵势，而且阿娘为了观察清楚，每次开门前都要戴上老花眼镜，这使她看上去比学校里的班主任还可怕。小伙伴们迅速地销声匿迹。阿娘老花眼镜的两个脚之间系了根细细的鞋底线，平时就挂在胸前，像医生挂着听筒。我听见她向母亲讲：“今天又被我撵走了几个野小鬼，好让弟弟妹妹安心做功课。”

　　只有一个人得以通过阿娘的尖锐眼光进来，理发店小开小亮。小亮比我大五六岁，他主要是来借《小朋友》和《儿童时代》，那是父亲为我们订阅的。阿娘对小亮爷的“小气”很不屑。

　　阿娘也有她的特点，就是喜欢拖地板，连角角落落的地板都拖得油光发亮，算尽量给我们有个活动的地盘。这么一来，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渐渐扩大到了床底下。于是某一天，我发现了一堆宝贝。

　　我发现的是蟋蟀盆，父亲精心收藏了二三十年的蟋蟀盆。当时人们并不以为这些东东有多么了不起，包括父亲自己。现在回想，那可都是民国年间的珍品。我偷偷拿几个在干净的地板上玩。蟋蟀盆品种很多，有的四围雕一条大龙，龙角龙眼龙鳞清晰可辨；有的乌黑，深幽幽凉沉沉，盖子上有铜叶片，叫天禄盖盆；有的扁如柿子，浑然无迹，温润舒适。盆里还有给蟋蟀吃食吃水的微小碟儿，极精致。

　　忽然，“咦！”的一声，小亮来了。他眼睛放光，连《小朋友》和《儿童时代》都忘了，想动蟋蟀盆。我坚决挡住。于是小亮建议，让他去捉几个蟋蟀来养着，养好了，还可以出去斗。我连连点头，小亮转身就出门。

　　第二天，小亮从书包里掏出几个竹管筒，倒出来的却只有蚂蚱、金甲虫、天牛、知了、野蚕、油葫芦。小亮说蟋蟀难捉，跳起来抓都来不及。我便呆呆地想起离镇不远的乡下，那苗圃、草丛、水塘、河浜、稻田、野桑树……小亮说这些都送我了。我于是迟迟疑疑地送给他一个龙盆。小亮欢天喜地地走了。

　　又过了几天，小亮的竹管筒里，真的装来了几只蟋蟀。他说绝对“开牙”，是正宗的“二尾子”（两尾须），叫声“老”极了！小亮吩咐我尽量从床下多拿几个龙盆和天禄盖出来。就在小亮往盆里安置蟋蟀的当儿，阿娘出现了。

　　阿娘戴上了老花眼镜——这是她重视一件事儿的标志——拍拍小亮头：“收起来收起来，我还以为侬是好人，原来也是野小鬼。想骗我家的‘老盆’是不是？”

　　阿娘逐客小亮之后，当天晚上就找我父母对我进行点评：“你家这个弟弟是大少爷脾气，太戆。大起来要吃亏的。”——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我果然吃过不少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