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和生长在绍兴乡下，是听绍兴戏长大的，但光听而不会唱。“出山”以后，人问哪里人？我就说绍兴人。但绍兴是个巨大的概念，古时候人们把绍兴北部的水乡叫“山阴县”，而把绍兴南部的山区叫“会稽县”，我老家在“会稽县”。现在把绍兴县改名为“柯桥区”（柯桥镇其实只是旧时“山阴县”一部分），对绍兴南部山区的会稽人来说当然是不公正的。这个且不去说它。

　　今天要说说老家的一个“特产”，就是“绍兴师爷”。绍兴除了戏，还有师爷。不过绍兴戏跟绍兴师爷，似乎也是不无关系的。绍兴戏有三种，分别是“大班”“小歌班”和“莲花落”，“大班”就是“绍剧”，主要是供男人吼的，“小歌班”就是“越剧”，主要是由女人唱的，所以也叫“女子科班”，“莲花落”则是以滑稽逗乐为主的 说唱艺术。以方言唱出三种戏，好像也是世上罕见的吧？这个也不去管它。我要说的是：“大班”之阳刚与“小歌班”之阴柔，加上莲花落的幽默有趣，合起来大概就是绍兴人的性格。所谓的“绍兴师爷”，我以为就需要这三种戏表达出来的性格——既阳刚又阴柔又有趣。

　　小时候乡下流传许多“徐文长”的故事，我们下里巴人哪里知道这个“徐文长”就是大艺术家和大文人、明代大才子徐渭啊？乡下人只知道传话和说笑。“徐文长”的故事，多半是一个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主儿的故事，比如骗了财主家的女人而财主还得来感谢他，反正是聪明绝顶，加上各种恶作剧，专门欺侮有钱有势人的。我们知道民间传说总归偏俗，经常是越俗越好，民间理解的“丰功伟绩”无非是占便宜之类，你可别跟乡人去争个诗啊画啊什么的。还有，流传的各色故事到底是不是“徐文长”的事迹，也根本不重要呀。

　　狂狷的徐渭号称“明代三大才子”之一，也被人们称为“绍兴师爷鼻祖”。我以为基本上是准确的说法。徐渭大致合乎我上面讲的既阳刚又阴柔又有趣的师爷特征的。徐渭虽然有天才，但乡试屡屡不中，后来只好去做了浙闽总督胡宗宪的师爷（幕僚），其间协助胡宗宪抗倭，“知兵，好奇计”，多有立功事迹。后受礼部尚书李春芳邀请前往京师，但与主人性格不合，辞归故里。所以算起来，徐渭其实只做了三四年的“师爷”。此后徐渭狂病发作，绝望于人世，多次自杀而未果，其行为也是极端怪诞。出狱后不改习性，狂病复发，常有自残行为，终于郁郁而死。此公过于恃才傲物，阴柔不足，不够圆滑，所以作为“师爷鼻祖”，他并不算特别成功的“师爷”，而只能证明“绍兴师爷”的内在刚烈性格。

　　清代是绍兴师爷的鼎盛期，到了所谓“无绍不成衙”的地步。师爷成了一个行业，就要有行业的专门训练，不是谁想当师爷就能当上的，于是在清代就出现了一门学问，名为“幕学”，而且出现了许多由绍兴师爷撰写的教科书性质的书藉，如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和王阴庭的《办案要略》和《刑钱必备》等。清代大吏多半离不开师爷，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等大佬背后都有师爷在。最有名的一位师爷应该是娄春藩，先后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扬士骧、端方、陈夔龙做师爷，实属难得。据记载，娄春藩为绍兴安昌人。历史上从安昌镇出去的师爷最多，有人估算多达上万人，现在安昌镇上有一个“师爷馆”，是由娄心田师爷的故居改建而成的。

　　绍兴师爷是何种人物？就看你怎么看怎么说了。往高处说，绍兴师爷是绍兴旧时候的文人，绍兴历来人多地少，文化程度比较高、脑子灵光的文人们，便只好结伴去外面谋生，遂形成“师爷”这个不失体面的职业。往低处说，“绍兴师爷”就是旧社会官府的幕后帮手和推手，专门帮官府出招对付上下左右的，自然其中也有一些坏蛋，做过一些坏事。在封建官僚制度里，“师爷”毕竟是奴，而非主子，但搞着搞着，“奴”可能转换成“主”，“主”反而听命于“奴”了——这样的情况，在“绍兴师爷”身上应当是时有发生的。

　　无论如何，我仍旧想说，“绍兴师爷”是正常的绍兴人，而绍兴人是会稽和山阴人，是这方水土里长出来的，就像从中长出的三种绍兴戏一样，是亦阴亦阳、阴阳相济的，若加上了绍兴莲花落式的幽默和有趣，就更好玩了。现代教育和治理制度产生以后，“绍兴师爷”终于没戏了，但“师爷”精神恐怕依然在的。我这里不妨再补上一句：鲁迅之阳与周作人之阴，这兄弟俩合在一处，大概就是绍兴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