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烧饼的喜好无须言表。全国各地，哪怕是山坳边陲，还是摩登的小陆家嘴，都会有沿街叫卖的烧饼。有一年，我去瑞士，居然在中餐厅里吃到新鲜出炉的烧饼，陪同我们的、已经在当地“深耕”三十多年的李先生甚至略显夸张地说道：这世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都能吃到烧饼。果不其然，在挪威，我们又一次与烧饼不期而遇。

　　传统食品一般都会打上民族的、地域的深深烙印，比如：豆汁，京城往南就吃不到了；糌粑，出了藏区就难觅踪影。一种传统食品要跻身大众行列而经久不衰，需要有悠久的历史、广泛认同的文化和易于制作，更重要的是，能就地取材和调节口味。这样想想，烧饼是具备这些要素的。

　　我在江南长大，但烧饼也是常见的面食。有烤有烙，从小时候的两分三分一个到现在的三元四元一个，随处可见。那时，我更喜欢吃母亲做的。一个月下来，如果口粮里能省下两三斤面粉，她就先做一甏酒酿、熬一小碗猪油，这一切就绪后，她便起个大早，用自家的酒酿和面，把和匀的面团放入木桶盖上一层薄膜让其发酵。待傍晚收工回家，把面团分成一个个小剂子，逐个一遍遍擀、一层层涂上猪油，直至做成饼胚，撒上自家种的黑芝麻。有时，家里有剩余的一点豆沙、肉末，也包入饼里。然后，在锅里抹上猪油，把饼胚一个个贴在锅里。我负责下灶，在母亲指挥下小心翼翼地在火塘里添加软柴，直到烧饼的香味弥漫整个屋子。所以，我记忆里的烧饼都是一个个大不过手掌，有圆形有长形，或甜或咸或淡，入口喷香且有嚼劲。

　　今年春上去了黄桥，才知道烧饼还有酒酿涨烧饼，一个个大如锅盖，在油锅里氽得金黄，而一刀切开，里面依然是本白的颜色，它们一个个在油锅里氽两个多小时，居然没有一点油浸入。入口柔和而喷香，大呼过瘾。在黄桥，才知道烧饼有很多诀窍的。比如撒在饼上的芝麻一定要去皮，面粉一定要用中筋的。我难以想象这么小的芝麻还能去皮，拿到店主给我看的芝麻，一个个都是去了皮的小家伙，又看了另外几家店，不管是酒酿涨烧饼还是烤烙的小烧饼，都一律的去皮芝麻，才认定是真，叹传统面食传承的精致。

　　寻踪溯源，比较靠谱的说法，烧饼从“胡饼”改良而来，也算是一个舶来品。有史书考证，烧饼是汉代班超时从西域传来的。《续汉书》说：“灵帝好胡饼。”《资治通鉴》记载过一个貌似真实的故事：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与杨贵妃出逃至咸阳，宰相杨国忠买来胡饼果腹。据此，白居易曾作诗“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于饥馋杨大使，尝香得似辅兴无。”说得像真的一样。

　　说烧饼源自胡饼也有道理，一来相对于江南之地，北方盛产麦子，以面食为主；二来胡人游牧，这样的烤烙面食易于携带、不易变质，适合马背生涯。

　　几年前认识了来自新疆的艾则孜，他说胡饼在他们那里渐渐改良成了现在的馕。他描述了馕的整个制作工艺。我便深信不疑了。

　　最近在北京一家百年老店里品尝据说是“胡饼”口味的烧饼。当初胡饼是什么样的口味，有谁知道？这个只是店家的噱头罢了。在店中的宣传册里了解到了更多的烧饼常识，缙云烧饼、严州烧饼、湖沟烧饼、吊炉烧饼……一个个名称的后面，充满了悠长的历史传承和曲折的故事。这次，无意中吃到了咸味的烧饼，店主说，这咸味烧饼，是他家百余年传承下来的招牌，也真是，他们某一代的祖上一个灵光一现一把盐的调皮，成了后人赖以丰衣足食的资本，算是丰富了我对烧饼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吃了一个千层烧饼，让我顿时怀念起母亲做的烧饼，她当年花了很多的功夫一遍遍地擀，一层层地涂上猪油，做成的不就是这网红的千层烧饼吗？而且，这味道，哪能与母亲做的烧饼可比？

　　见多了也就识广。几年前在国外看到、吃过的烧饼，只能算是貌似烧饼，怎么也谈不上神似了。但我因此对那些远渡重洋、负重奋发的中华儿女，又多了几分理解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