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在同济开的创意写作课，请了好朋友谈瀛洲去讲植物写作。其间说到爱植物的天性是最高级的——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就觉得甚合吾意。

　　谈生对园艺的热爱，受舅公的影响很大——舅公是种什么活什么、救什么活什么的“绿手指”，还会做盆景。这让我想起了我的过房爷——他是同济大学绿化组的工人，我小时候是放在他们家里领的（当时没有月嫂，双职工家庭多半就把没上托儿所的小毛头就近寄养在一户人家家里）。他们家有个院子，种花也种菜，被侍弄得都很好。我因此也耳濡目染了对植物和土地的亲近感（现在看到水门汀上的蚯蚓都会有把它送回土里的执念）。后来去了托儿所、幼儿园，读书了，还是喜欢去他们家玩，跟哥哥姐姐们去大学里面挑马兰头——那时候的同济有好多空地，还有人来割了一车一车的草，拖到乡下去喂牛。

　　有一次，我盯着一朵娇艳的大丽花看了半天，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儿。“侬欢喜啊？”“嗯，欢喜的。”过房爷二话不说，咔嚓一下剪给了我，反倒把我吓了一跳，还略有一点心疼。当时一直以为叫大理花，后来才搞清楚名字。

　　上世纪70年代初，谈生和父母去了贵州支内，在那里不肯上幼儿园，成天荡在山野里——天然的大花园里。我是随家母去了歙县的“五七干校”。也是不肯上幼儿园，第一天就因为死活要冲出那个栅栏门，把脑袋卡住了。

　　歙县是出文房四宝的地方，但是我对此居然毫无印象，只晓得一条山路弯呀弯。有一天和一个小伙伴扛着一根扁担出去探险——据说那条路是可以兜回来的，我就秉持着“真相只有一个”的理念（这是现在的总结啦），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了好几个小时。回来就听叔叔阿姨说“你妈找你找得急死啦”，然后就被一顿暴打。

　　喜欢归喜欢，真正自己开始种东种西，还是在出社会之后。和很多人一样，一开始也是养多肉，而且也养不好，要么旱死，要么涝死。直到年纪稍长，心思更笃定一点了，手势才略好一点。在公司里也收容了不少被放弃或者遗弃的绿植，泰半都活了。但是还是心太软，不大肯修剪，只觉得让它们活着是最重要的（管楼面的小菇凉和保洁阿姨还帮我除过虫，在此深表感谢）。

　　花是我的弱项。谈生送过一盆朱顶红，开出来是绿色单瓣，嗲得一塌糊涂。按理可以年年开的，但是我没处理好休眠和修剪，现在就只长叶子。倒是被叶老师教过用手术刀修水仙花球，当时非常有心得，一连好几年都在同事间揽了不少活计。现在贪图方便，也因为都是在花店看到有水仙卖才被提的醒，发现旧历的年底又要到了，就直接拿的修好的花球。而叶老师也退休好几年了。

　　谈生也好，叶老师也好，都是兴趣非常广泛的人。谈生的本职工作是教英国文学，但是却把古诗十九首引得和王尔德、莎士比亚一样熟。叶老师还带我打过桥牌，她先生在八十年代自己组装过各种尺寸的电视机。我由衷地觉得，这样的人，创意是源源不穷的。

　　张生带的这批学生颜值都很高，也斯文有礼，在讲座之后提了不少和写作有关的问题。

　　我倒是很想让谈生问问他们：你们都种过什么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