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成了一名正式学员

　　孩子究竟够不够格？程晋荣和叶助霞心里没底，夫妇俩一商量，决定带孩子们去试一下。面试那天，他们带着程海宝，还有程海宝的哥哥程海光、弟弟程海龙去了杂技团。

　　面试现场十分热闹，一位个子矮矮、体型瘦瘦的杂技团领导在现场坐阵，他就是上海人民杂技团副团长王峰。

　　王峰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杂技艺术工作者，长期从事杂技理论研究，多次呼吁要加快培养杂技人才。杂技团这次“就近招生”，他就是倡导者之一。对于这次面向社会的公开招生，他非常重视，一定要好中选好，录用一批可塑之才，为上海的杂技艺术储备和输送“后备力量”，因此，他要亲自在现场担任“主考官”。

　　周良铁在回忆当年的面试情况时说：“上海杂技团副团长王峰亲自把关，看他们一个个‘过堂’。”周良铁所说的“过堂”，内容有哪些？“考官压压我们的腿，检查柔软度。”“还有，扳腿、朝天蹬、拿顶、前桥、后桥（前软翻、后软翻）等”，他说，这些不是他的强项，但爬竿速度比其他应考的孩子快捷，所以被杂技团一眼相中了。程海宝呢，长得结实，弯腰、踢腿等动作也不错，看上去是一块学杂技的好料。按照“主考官”要求，他完成了需要“过堂”的内容。当时的心情，既紧张，也感到新鲜。

　　面试结束后，程家一直在等待结果。终于有一天，上海人民杂技团寄来了录取通知。

　　程海宝和哥哥程海光、弟弟程海龙都符合要求，被录取了。程家一下被录取了三个孩子，程晋荣和叶助霞既高兴又有点不舍，其时，家里有几个女孩子正寄养在安徽老家，要是三个男孩都去了杂技团学艺，家里实在太冷静了。他们想得很简单，天伦之乐，在于一家人团聚一起，哪怕生活清苦一点也无所谓。尤其是做母亲的，叶助霞实在是割舍不得，虽然，杂技团就在家对面，离慈惠南里不过是一箭之地，但毕竟是离家出走了呀。夫妇俩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留下最小的孩子程海龙，让程海光和程海宝去报到。

　　1960年9月5日，这是程海宝终生难忘的一天：他要和哥哥去杂技团报到了。清早，他醒了，一骨碌起身，漱洗完，穿上白衬衫，还是像平时一样，戴上红领巾。可是今天，他不用再去延安中路小学了，他已经是杂技团学馆的一名正式学员了。

　　初进学馆的程海宝，对于已然开启的杂技艺术之门，在认识上还是模糊的。他知道杂技是怎么回事，但那只是停留在非常浅显的认识上，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从真正的意义上去认识杂技艺术？他也不可能知道，走向杂技艺术，成为一名杂技演员，将要付出多少的心血和精力，而在漫长的杂技艺术之路上，又将承受多少近乎残酷的、刻骨铭心的“磨难”！他在学馆接受的杂技启蒙教育，与其说是一些极为简单的扳腿、朝天蹬、拿顶、前桥、后桥，还不如说是更多地了解杂技团团史，了解中国杂技的历史走向。

　　翻开上海人民杂技团的历史底页，赫然记录着这样一段文字：

　　1950年，中华杂技团（1953年更名为中国杂技团）成立。这是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心下组建的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华杂技团组建不久成功出访前苏联，载誉而归。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需要有一批能够体现党的文艺方针的高质量的由政府部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文艺团体，上海组建杂技艺术表演团体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著名戏剧理论家、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刘厚生主持下，上海开始组建由国家部门管理的上海杂技艺术团体的组织架构。而此时，热心于将杂技艺人组织起来的潘全福等人到处奔走，为沟通政府部门和杂技艺起到了积极的纽带作用。经过努力，一个全市性的杂技艺术团体即将呼之欲出。1951年11月19日，上海人民杂技团宣布成立。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于伶等出席当天的挂牌仪式，刘厚生在仪式上发表讲话。11月23日，离杂技团成立仅仅三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就下达（51）4654号一文，正式批准上海人民杂技团成立，该文同时宣布一项任命：潘全福任代理团长兼政治辅导员，邱胜奎、邓文庆任副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