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语》出版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孔子在《论语》中讲了许多“道理”，如果这些“道理”成立，那么，就应当能够发展成为“定理”——可以验证，可以运用，可以推演出更多的判断；如果不能，只能说明这些“道理”不成立或过时了。

　　道理和定理有什么区别呢？道理往往是以 “箴言”形式出现的简单陈述句，陈述一个事实或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和为贵”；定理是一个有条件的逻辑判断句，从一个设定条件，推演出更多的判断，比如“我思故我在”。

　　一个更好的例子，是田忌赛马和博弈论。

　　“田忌赛马”的故事，已经暗含了博弈论的内核。齐国大将田忌与齐王赛马，就整体而言，他的马跑不过齐王的马，但用了孙膑的对策，以下马对齐王的上马，以中马对齐王的下马，以上马对齐王的中马——结果赢了比赛。

　　不过，“田忌赛马”的策略，后来并没能发展成为博弈论。

　　那么，西方现代博弈论比“田忌赛马”的对策多了哪些新的内容呢？

　　1) 建立了博弈的基本模型：局中人、策略、得失、结果；

　　2）设定了复杂的情景：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博弈，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

　　3）基本原理经过数理论证（纳什均衡定理）。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发现，“道理”成为“定理”，需要达到两个目标：

　　1）将事实的陈述变为逻辑的判断，在不同条件的设置下，可以推断出不同的结果。

　　2）“定理”可以验证，可以反复运用，从而成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具。

　　孔子学说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和论述是否能发展成为“定理”吗？我想，可以。

　　下面，试以“恕”为例，看看能否从“道理”中总结出“定理”。

　　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这是“己”与“他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以“不欲”为条件，以“勿施”来实现。

　　此处，值得细思的是，“恕”的实现，不以“施”，而以“勿施”，也就是说，恕，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不做”而成。

　　因此，从“恕”的定义，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如下判断：恕，不是通过“做了什么”而达到，而是通过“不做什么”来完成。

　　这里，触及到儒家的一个核心原则: “不为”。

　　不要小看这“不为”两个字。“不为”，有时比“为”更难做到。儒家向来将“不为”视为一种“为”。法律或戒律的禁令，告诫人们“不能做什么”，重点在所禁之事；儒家之“不为”，强调“如何能不做”，重点在“不为”本身。儒家的“克己”和“修身”，都是在“不为”上下功夫。

　　以上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析，是将《论语》中的“道理”发展为“定理”的一种尝试。清代乾嘉学派，通过训诂读懂了古代典籍的“字面含义”，今天，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语言分析”读懂更多的“结构含义”——字句之间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