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性大串联开始了。我当时所在的半工半读职业学校里，门庭冷落，学生们都流散到社会上或全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了，我们几个留剩的同学也决定到北京串联去。我们请了当时已赋闲的校长同行，因为他比我们年长成熟，可当我们的主心骨。

　　大家赶制了队旗、袖章，每人带了背包、零钱和粮票，还有塑料布备作雨具，当然《毛主席语录》是不能少的，毛主席像章也特地多带了几枚，现在看来可笑的是还带了笨重的油印机和纸张，那是因为我们认为“长征是宣传队”，这个武器不能少。

　　10月28日，在零星几个同学和车间工人的锣鼓声中，我们踏上了步行赴京的漫漫路途。

　　为了早日到北京，我们在地图上划了一条上海到北京的直线，认为这是最近的距离。这条路线基本上避开了大中城市，客观上远离了政治风浪的漩涡。我们风雨兼程，疾步走在江淮平原的乡村小路，行进于大运河千里长堤，翻过了鲁中地区的千山万壑，跨越了波涛汹涌的长江黄河，穿过举目茫茫的洼地，跋涉风沙漫漫的黄河古道。就这样，我们终于步履蹒跚、风尘仆仆地走进了天安门广场，并留下了这张黑白照片。此时离我们出发的日子已经整整45天了。

　　后来我们这些人面临毕业而分别奔向工矿、农村、边疆，幸运的留在了上海，最远的去了甘肃。

　　真正在我心里留下雪泥鸿爪般印记的，是我们师生在困难面前互相鼓励、互相关心，结下了深厚感情。由于当时担心家长反对和阻扰，同学们都对家长隐瞒了实情，直到离开上海二十多天后，才在山东垛庄写了家信，报了平安。此时多亏唐校长，一路上对青年学生的关心与操劳。在途中，我们自觉律己，尊重老乡，进屋前轻轻叩门，饭后留足钞票粮票，离开时清扫院落，这些都与我们唐校长时时以身作则分不开。到后来我们不再叫他唐校长，而是直呼“老唐”了。

　　让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是，当地人热情为我们做向导，好客豪爽的房东为我们烧水煮饭腾房间，还有拒绝我们的粮票钞票却一路苦苦向我们索讨毛主席像章的山东大爷，更有大运河边那不堪艰辛，一步一叩首的纤夫身影，以及在浊浪飞溅激流排空中奋勇搏击的黄河艄公……还有那沂蒙山区的旖旎与贫困，茫茫洼地的空旷和苍凉。   徐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