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是钱锺书八十华诞，中国社科院本欲为他庆贺一番，钱未同意。后有关领导决定重印一版他过去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钱先生“无可奈何地应允”。这一出版任务由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来承担，由此开始了我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

　　在和钱先生的交往中，他称我都是“文林兄”，使我十分不自在。一次在他家中，谈起当时外面引起很大争议的《历史的潮流》一书，钱先生问我：“文林兄看过这本书没有？”我说：“看过。”他说他没有看过，可是遍觅不得，问我能否弄一本给他看看？我说这好办，因为出版此书的出版社社长和编辑都是我的熟人。于是我回去后很快找了一本派人送给了钱先生。不久收到他的信函，抬头就写“文林我兄”，接着写了些对我溢美之词（这是钱锺书与友人信函的一个特点，溢美之词多多，是不必太当真的）。最后署名“弟 钱锺书”。

　　又有一次，我去和钱锺书住南沙沟同院的任继愈先生家谈事，谈完一看时间还早，就没有打招呼径直去钱锺书家看望两位老人。对我这位不速之客，钱先生不但不怪罪，还特别高兴。他首先对我穿的衣服感兴趣，围着我看了一圈，说：“文林兄这身衣服，一看就知道你是上海人。”原来我平时穿着随便，不注意外表，这天是上身穿了一件西装外套，里边是深格子衬衫套一件米色薄毛衣，不想却引起了钱锺书的注意。他的这番话，使我增进了对钱锺书的了解：钱锺书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并不是如外界有些人传说的只会读书做学问而不懂生活的“腐儒”。

　　还有一次我去钱先生家谈事，谈完之后，忽然听到他和杨绛先生用无锡话谈了几句。这引起了我久藏于心的一个疑问：我外祖父也是无锡人，也姓钱，也是无锡的名门望族，还是无锡市政协委员，他和钱锺书家有关系吗？是本家吗？我当时和钱先生讲了。他立即问我外祖父叫什么名字？我作了回答；他对这个名字似乎陌生。我外公还有两个弟弟在上海，其中一个我叫“五外公”的，是过去上海一家大纱厂的老板，住在愚园路一幢花园洋房内，我小时还去过。钱先生马上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钱保稚”。他一听又问“是单立人的‘保’吧？”我说“是”。他马上说知道此人，肯定了是本家；接着他掰着手指算了一下，对我说：“文林兄，论辈分我还长你三辈，钱保稚还叫我叔叔呢。”

　　这下，钱锺书是长我三辈的人，我怎么能是“文林兄”呢？这不是折我寿吗？我向他提出。他说“叫习惯了”，后来还是如此称呼我。

　　我想起，文人学士经常有对小辈称“兄”的习惯，如鲁迅在《两地书》中对许广平称“兄”；鲁迅之子海婴当年请一些大名人李济深、何香凝、李德全、郭沫若等人题字，也是以“海婴世兄”称呼他，等等。钱先生不仅对我称“兄”，对别人也是经常称“兄”的，想想，我也就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