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全书开头，载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辞长途辛劳前来，将会给我的国家带来很大利益吧？孟子回答的第一句话即如上所引：大王！为什么一开口就说利益，只要有仁义就行了。

　　紧接着，孟子精辟地分析了不讲仁义只言利之害：君主只想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只想怎样才对我的封邑有利，士人和平民只想怎样才对我的生活有利；这样，上上下下互相追逐利益，国家就陷入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大国里有一千辆兵车，在一个中等国家里有一百辆兵车，不能不说已经很多。但是，如果把道义扔在一边，而重视利益，那么不夺取更大利益是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德的人会遗弃父母的，没有讲道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的。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要说利益呢？

　　孟子以仁政为原则，所以要求国君保民、安民、富民、教民，而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延续了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君主嘴里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的意识或潜意识里，都是“家天下”和“朕即国家”。也就是说，他们等同于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梁惠王“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一出口，孟子马上本能地感到了梁惠王的私心、私欲，而义正辞严地提出了仁义与利益之别。

　　司马迁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子罕言利”，在《论语》子罕篇，“放于利而行，多怨”在里仁篇。孔子很少谈利益问题，反对放纵地追求利益，认为那是“怨”的根源。司马迁对“原”有所发挥，指“乱”，关系到国家的根本。而孟子用的是“危”。

　　然而，不难理解，孟子的话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仁义也好，利益也罢。都有明确的指向。如果梁惠王不说“利吾国”，而说“利吾民”，那么孟子的话大概就是另一番模样了。就是说，讲民众利益，孟子不仅不会反对，而且会大加赞扬。前文“制民之产”“勿夺其时”“薄其税敛”，孟子说的不正是为民谋利吗？因此，倘若上升到学理层面，不能说孟子只取仁义而去利。而从汉代董仲舒开始，便曲解了孟子的话，认为孟子只要仁义不要利。两千年来，绝大多数儒生讳言利，乃至不分合义之利与不义之利、公利与私利、民众之利与统治者之利，实在是很偏颇的。从战国时期开始的义利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题目，如今已有全新的认识。甚至可能已经矫枉过正，太强调利益了。

　　一切均以利益权衡为准绳，那岂非一个利欲熏心的世界？当政治家们、企业主们以及形形色色的人们，抛去仁爱与道义，一味大讲特讲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怨”“乱”“危”已经相伴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