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见本报刊载翁思再先生的《“上海评弹”称谓并不准确》一文，由此想起了上海评弹界一位异数人物，那就是在书坛上用上海话开讲历史故事的评话前辈杨乐郎。1956年笔者读高中一年级时，曾在上海西藏中路中百一店对面的新成书场听过他的评话《列国》，同时献艺的另外三档为：朱小祥、李娟珍的《啼笑因缘》、金声伯的《七侠五义》和金月庵、金凤娟兄妹的《玉蜻蜓》。杨乐郎用一口流畅的沪语说书，起先让我感到诧异：怎么不用苏白，后来便越听越入神，忘记了方言的迥异。他的说表清脱，不时地穿讲文史知识，所放的噱头贴近生活，犹如相声中的“抓现哏”，甚解人颐，听的人并不觉得他在以苏州话为主的书坛上用上海话说书有什么扞格之感，从中可以想见其评话艺术的迷人魅力了。

　　听家里的老一辈人讲，杨乐郎当年是沪上广播电台的名嘴之一，开讲《空谈》节目，很受上海市民的欢迎，因而还形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歇后语：“杨乐郎——空谈”。

　　后来，有一次在评弹老艺人周燕雯老师的府上，获识了年逾八旬的评话前辈沈东山先生，他是韩士良的高徒，与杨乐郎熟稔。蒙他见告，才比较详细地获悉了杨乐郎从艺的经历。

　　原来杨乐郎，并非是他的真名，而是艺名。他本名程天程，生于1911年，上海金山人，居住沪渎董家渡路“小桥头”一带，家境小康，曾毕业于清心中学（今市南中学）与某大学。自幼爱好文艺，尤喜独角戏，曾随滑稽艺人程笑飞等出演过堂会，后被父母发觉拖回学校就读。他大学毕业后投身广播界，当时上海私人电台众多，杨乐郎的一档节目叫《杨乐郎空谈》，“空谈”二字一语双关，既有空中电波谈话节目之意，又有“说了也白说”的调侃味道。他在播音时借故事发泄对社会不公的愤懑，鞭挞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等，活像半个多世纪后才出现的“海派清口”，排起辈分来，他该是周立波的先贤呢。他还写过4集《洋泾浜猎奇录》，这是纯用沪语写作的杂文集子，作者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两个代词“子码”与“牌头”代替男士女郎，由于内容嘻笑怒骂，个别词语有“咸涩”之嫌，解放后曾一度被禁，据现今观念衡之，似也无甚大碍，笔者曾在上海旧书店觅得过一本。

　　上海解放后，私人电台取缔，杨乐郎便由上海故事改进协会成员身份转入上海评弹改进协会。据说，起先曾因他不会苏州话但用沪语开讲而遭拒。他引经据典，据理力争，陈述“评话”并非苏州一家独有，操各地方言均可，如扬州及京津北方等地皆有评话，说评话的祖师爷柳麻子（敬亭）就不用苏白说书，在海纳百川的春申，沪语评话理应有一席之地云云，最终被允入会。后以《吴越春秋》为蓝本，自编《列国》蜚声三尺书台，也算是一位独树一帜的评话演员了。

　　杨乐郎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即匿迹书坛，直到1979年以后才重返艺苑。当时，他加入了属原南市文化局代管的“南风曲艺团”和“春江沪书团”，仍以沪语评话《列国》《十五贯》等款飨听客。因其故事娓娓动听，噱头时尚蕴藉，甚受听众追捧。他在原黄浦文化馆屋顶花园开书，几乎场场爆满，在无锡等地也都是每场座无虚席，台下更有不少曲艺界同行，专门闻讯前来聆听取经，学他穿插的大小“扑落”（英语电器插头的音译，滑稽界术语，指大小“噱头”、“包袱”）。于此，也可见其书艺精湛之一斑了。

　　印坛巨匠陈巨来先生，是位超级评弹迷，见晚年的杨乐郎历尽坎坷、身患肺气肿，说书困难，于是向有关部门陈情，并力荐他进入上海文史研究馆。杨乐郎终于在1982年1月受聘入馆，成为以评话演员身份兼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