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我是知识分子 

　　由林彪任校长、后来又兼政委的红军大学，编成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师团以上干部，他们是：陈光（第一科科长）、罗荣桓（第一科政委）、谭政、彭雪枫、罗保连、周建屏、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苏振华、陈士榘、赵尔陆、杨立三、谭冠三、莫文骅、郭述申、耿飚、张纯清、贺晋年、符竹庭、刘惠农、宋裕和、彭加伦、边章五、张树才。张经武、杜理卿、吴富善、肖文玖、童小鹏、贾力夫、邓富连（邓飞）、张达志、刘震、林彪、黄永胜，还有朝鲜同志武亭、越南同志洪水，共40人，平均年龄27岁，人均身上3处伤疤——且不说这些大名后来如何如雷贯耳，就凭人均3处伤疤，就能明白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所大学。 

　　1954年，刘震、韩先楚和许多当年延安窑洞大学的同学，步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深造，却已是马后炮了，难以让我们求证战争年代所向披靡的军事技艺从何而来。而且，即便是这种严格、正规的学习环境，也未能褪去许多人在识文抓字上的大老粗本色。 

　　不知道刘震可曾出过什么笑话，韩先楚管“瀑布”叫“暴布”，“擅自处理”叫“檀自处理”，“提高效率”叫“提高效率（shuài）”。“文化大革命”前换个秘书江如芳，他称之江如“芬”。战争年代文化高的不多，纠正的时候就少，和平时期就不同了。见大家都笑，他就知道又当了“白字先生”，就问又是什么字弄错了，快告诉我呀，也跟着笑。 

　　威远堡战斗前看地图，他指着“郜家店”的“郜”，问这个字念什么。身边的参谋、科长，大都高小毕业，有的还是中学生，瞅一阵，又研究一阵，没一个认识。他有些不解：我是个大老粗，你们可都是秀才呀？那地图上不认识的字太多了，却从不影响他排兵布阵，有时一眼就能窥透要害。战前的方案之争，决定两个方案同时上报。只读过一年书的纵队司令员亲自动笔，咬出一脑门子汗，拿去机要室一看，字写得扒扒拉拉不说，简 

　　直就是白字、错字连篇，有些字不会写，画的都是圈圈。一封天书似的电报，却是严谨、简练，没一句废话，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那是身边那些喝了多少墨水的人，都写不出来的。“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本书许多名将似乎体会不到陆游诗句的浪漫，也绝少长篇大套的理论色彩，却出手就能置对手于死命。 

　　俄罗斯军事理论家约米尼，近一个世纪前就说过：“假使让我考选将才的话，对于能够把敌人行动判断得清清楚楚的人，我会把他列入第一名，而对于深通战略理论的人，却还要摆在次一等——因为这种理论讲起来固然头头是道，而实际运用起来确实非常困难的。”能读懂战争这本大书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一个红安县出了200多个将军，为什么？穷，穷则思变，要革命，要造反。可那时哪儿不穷，为何红安独领风骚？这就是知识分子独特的也是巨大的作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红安人董必武，1920年在武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红安先后有30多人入该校读书，其中许多人加入共产党，回乡宣传马列主义。于是，才有“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文化大革命”开始，韩先楚忧心忡忡。中国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可从当年红军“肃反”开始，我们为什么总是看知识分子不顺眼，拿知识分子开刀呢？他在办公室转着转着，突然停住：你们说，我是不是知识分子？秘书夏承祖和江如“芬”，看看韩先楚，又转而互相对视着，愣住了。知识分子应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又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司令员肯定是个脑力劳动者，可那另一半呢？他有领导能力、水平，战争年代打了那么多好仗，一些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或是把兵书背得滚瓜烂熟的人，都不如他。国民党那些从著名学府、军校毕业的将军，更是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从这上讲，到底是谁更有知识呢？可从传统和现代的标准讲，这“知识分子”的标准，不都是以相当的学历来界定的吗？那么，你这个只读过一年书，“芬”、“芳”不分的大老粗，又怎么能算作知识分子呢？两个秘书认定司令员的问题有道理，可问题来得太突兀，一时间就难以作答。韩先楚站在那里，望着他们，一字一句地道：我是知识分子。声音不高，却是坚定、自信，甚至还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