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上海市场不仅是主副食品供应紧张，而且许多日用工业品也是货源匮乏，供应紧缺，偶有上柜，就出现排队争购。主副食品是人人都要消费的必需品，因此采取了按人（或按户）定量凭票（或凭证）供应的办法。而日用工业品品种繁多，但不是人人必需，而是各有所需，因人而异。因此不能采用主副食品那样的供应方法，而必须实行符合日用工业品供需特点的供应办法。1961年，市财贸办和市第一商业局组织力量专门研究这个课题，设计了对部分日用工业品凭购货券供应的办法，即居民按人发放一定的基本定量，另外与工资收入挂钩，每10元发放一张购货券，这两部分构成居民持有购货券的来源；同时，把当时紧缺的日用百货、针棉织品、家用电器等上百种日用工业品纳入凭购货券供应范围，分别按紧缺程度和售价制定不同的收券标准，让居民按持有的购货券数量和实际需要，按多少和缓急，自行凭券选购。这个办法，既保障了居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应该说是对计划分配的一项突破。当时在研讨过程中，也曾有过不同意见。石英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他经过慎重思考，决定全力支持，并多次向市委、市人委领导直接面陈，得到了曹荻秋等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同意。1962年1月1日，日用工业品凭购货券供应的方法在全市推行。后来，朝鲜和越南都曾派人到上海来学习这种办法。与此同时，石英觉得，为了更好地解决供应问题，还必须发挥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作用。于是，他推行了开放农副产品贸易市场、恢复供销合作社和发展一批个体商业户三条重要政策。 

　　动乱骤起抱病苦撑死而后已 

　　1966年下半年，“文革”爆发已有数月，时局混乱，曹荻秋市长把石英从“四清”工作团调回来，主持市人委机关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就是处理许多不断发生的棘手问题。11月后，形势更乱，造反队冲击市人委机关，揪斗干部。连续的围攻，使石英一个多月得不到正常休息，经常是一整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只能啃几个冷馒头。有时晚上回到家，服过安眠药躺下后，还会有电话打进来，要他去批斗会场为一些单位的领导解围。当时，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本来是要定期去华东医院注射胰岛素的，但在那些日子里，他忙得连打针的时间都没有了，有一次还晕倒在批斗会场上。时任市人委副秘书长的范征夫，见他因操劳过度，身体消瘦，精力不支，就劝他回家休息几天。石英叹口气说，现在这样乱糟糟的，市委那边压力太大了，我不能休息，要替市委负责同志分忧。他的话使范征夫非常感动，范征夫和其他同志都想尽办法要减轻石英的负担，让他多休息。这时，石英尽管自己处境困难，身心憔悴，还仍然关心着金仲华、赵祖康等几位党外副市长的安全，派人去他们家保护，免受造反派冲击。 

　　12月12日晚上，石英在康平路市委机关开完干部大会后，坐大客车到兴国路口，和外贸局局长齐维礼一起下车走回家。那天因为形势很乱，为了安全和保密，干部到市委开会，都不坐小车，一律用大客车集体接送。石英回家后，一进门放下公文包，就给市委财贸政治部主任李研吾打电话商量事情，但这时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话筒两次从他手里滑下来，不一会就昏倒在电话机旁。华东医院得知后，连夜赶到家里抢救。半夜一点多，石英醒过来了，医生要他去住院检查治疗，但他拒绝了，因为第二天上午他要参加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大会。第二天上午，范征夫为了让石英休息，代替他去参加批判会了。秘书陶振祥就劝石英在家休息，但石英仍然坚持批阅了一些要急办的文件，交给陶振祥先带走。然后对驾驶员老卢说：“你等我一下，我再休息一会就去机关。”在石英休息时，有两个年轻人，好像是交通大学“反到底”组织的造反派，到家里来了，要带石英去参加批判会，驾驶员老卢就叫他们在楼下客厅等。快到中午时，我的大妹妹石玲想去问父亲要不要在家里吃饭，因为那时是她在家里做饭。她进门后叫不醒父亲，就连忙叫驾驶员老卢来看。老卢上楼一看，发现石英已经昏倒在床上，便马上通知了华东医院。当华东医院的医生赶到家里，用救护车把石英送到医院时，已经无法救治了。最后经解剖确诊，石英是患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而逝世，年仅57岁。 

　　两袖清风教育子女不搞特殊 

　　父亲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有时间和家人相处，享受天伦之乐。我们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早上提着大皮包一阵风似的走了，晚上拎着大皮包回来后，就在书房里加班批阅文件，直至深夜。星期天上午，他偶尔带我们出去，也是到家门口的泰安路菜场，察看市场供应情况。在生活上，他极为俭朴，除了接见外宾等重要场合外，一直都是穿着一身蓝布中山装和我奶奶亲手做的老式布鞋。 

　　父亲对家人要求都很严。在我们的记忆里，那么多年来，虽然父母的单位都很近，或者是在同一单位工作，但他们上班都是分开走的。母亲上下班都乘公交车，每天下班时，妹妹们都争着去淮海中路公交车站接母亲。有时下大雨，因路面积水公交车堵塞，母亲就会从外滩步行回家，到家时，浑身都湿透了。父亲对自己要求也很严，从不乱用公家的车。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在星期天带我去西郊公园，就是乘公交车去的。 

　　父亲手中有权，但从不谋私。他负责全市的财贸工作，却从来没有带我们子女到饭店里去吃过一顿饭。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我母亲为了给子女缝补衣服，想买一台缝纫机，就两次半夜起床，带着我到南京东路的中百一店门口排队，才买回了一台缝纫机。他看到后，严肃地问我母亲是怎么买的。当他知道实情后，带点不满又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我天天在忙着解决排队问题，而你却出去凑热闹。”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也没有什么特殊化。除了和上海居民一样的定量供应外，阿姨还经常去院子里挖野菜，或者到菜场排队“抢”菜皮叶子，回来烧菜饭给我们吃，粮食不够，就加许多胡萝卜。这种饭吃多了后，人会感到头晕。直到今天，我的大妹妹石玲见了煮熟的胡萝卜都会产生头晕的感觉。 

　　父亲在主持轻工业局工作的那几年，开发了许多新产品，父亲不仅自己不试用、不试吃，还教育和规定局机关的工作人员，除了因工作需要者外，一律不得随便试用和试吃。用父亲的话来说：“产品都是党的、国家的、人民的，我们不能凭借手里的权，近水楼台先得月，随便拿产品、用产品。实在需要，应该花钱买。” 

　　父亲对我们从小就进行平民化的教育，不让我们沾染和滋生干部子女的优越感。他很注意让我们接触社会，接触工农群众。上小学后，我结交了许多工人、职员等各类家庭出身的小朋友，还经常去他们家玩。上中学后，有一年暑假，他把我送到虹桥俱乐部，让我和园林工人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个月。 

　　(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