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复刊30年了，《夜光杯》也相应走过了新的30年历程。我作为《夜光杯》无数位作者中的一位，感到无比荣幸和高兴。

　　1981年8月的一天，正在筹备《夜光杯》复刊的吴承惠（秦绿枝）来香山路我家找我，正好我不在，他回去后给我写了封短信，信中说《夜光杯》要复刊了，请我“做《夜光杯》的作者”，并说同事沈毓刚、胡澄清等都是我熟识的，希望我不要推辞。

　　吴承惠所以会来找我，是因为我们在1946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那年就认识了。那时我在美国八大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公司驻上海公司做宣传工作，以“麦黛玲”这个女性化笔名为上海各大报刊包括《新民报》晚刊写报道好莱坞电影的文章，并经常在国泰、大光明等电影院试映华纳新片招待文化、新闻界人士，吴承惠以《新民报》晚刊最年轻作者的身份来看电影，并经常来公司取影片资料，这样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1947年夏，我在同孚路333号姑父豪宅里开了一个盛大的派对，有百余人出席，吴承惠和乔奇、何为、董乐山、李君维、沈寂等哥们在冯亦代率领下也来参加，“甜姐儿”黄宗英正在拍片，最后一个到，她一露面，全场顿时一阵骚动，男士们争着要和她跳舞。1951年华纳上海公司解散后，我尚未投身译坛前，有一年多时间专以曾沧、高歌等笔名为当时上海很畅销的《亦报》写稿，由于工作关系，和著名报人唐大郎、沈毓刚、胡澄清诸先生都很熟，吴承惠也在《亦报》工作，我和他自然就更熟了。

　　在为《亦报》写稿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1952年上半年有一天，我去《亦报》馆交稿（平常时候都是报馆派专人来家取稿的，那次我因去报社附近办事，就顺便把稿带了去），在报馆走廊里劈面遇见《亦报》主编唐大郎，他兴冲冲地一把拉住我对我说，我们刚开过会，报纸版面马上要改了，把目前不规则的排法改为统一横排。我听了大吃一惊，不假思索地说，这怎么可以呢？不拘一格的灵活编排是小报的生命线，改成统一横排，一排排军营似的，太难看了，读者一定不会欢迎的。唐大郎听了一怔，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我还以为自己直言不讳顶撞了他，心里有点不安，但后来《亦报》版面直到年末停刊始终未改，这到底是我的“诤言”起了作用呢，还是另有原因，我不得而知，但这段无名小卒与名报人“交锋”的经历，却是我永志不忘的。《亦报》并入《新民报》晚刊后，我还为晚刊编译过一个连载小说《我们的朋友》，是从英文版《苏联文学》取材的。之后，由于我正式从事翻译，外加政治运动连续不断，我没有再为晚刊写过稿子。

　　1982年，《夜光杯》胜利复刊后，应承惠之约，我又开始为《夜光杯》写稿。第一篇《在候机室里》，是我从英文版《读者文摘》一则补白获得启发，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五讲四美”运动写就的，内容讲自命道德高尚的我在飞机场误食一青年旅客放在桌上的饼干却以为青年不讲道德抢吃我的饼干闹出的笑话。这个小品获得很大成功，黑龙江电视台将它拍成电视剧，上海某滑稽剧团将它改编为滑稽戏，上海某中学将它列为课外读物，数年后在我们家族大聚会上，一个从贵州远道而来素未谋面的侄子经介绍与我认识后立刻喜开颜笑地对我说，你就是在飞机场里吃人家饼干的那位叔叔吧！我这里不是标榜自己，而是想借此说明，晚报的传播力有多大！

　　《在候机室里》之后，我又写了《外公译书记》《爱花者的忏悔和烦恼》《水晶心》等文。《水晶心》记述我和张芝结婚30年平淡然而温馨的生活，我对它特别看重。写满10篇后，由于我和商务印书馆订约翻译西方学术名著，任务实在太紧，不得不把创作这一块暂停下来。不料这一停又是30年，前后两个30年，我也从翩翩年少变成了一个须眉皆白的耄耋老人，但是我对《夜光杯》的关切从未停止过，对于《夜光杯》刊载的大批华章美文，我一读再读，每每为之狂喜折服。

　　2011年8月，在经历了脑梗、股骨头坏死等严重疾病的侵袭，不得不忍痛放弃我视若第二生命的翻译事业后，我不甘心做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室内老人”，又鼓起勇气自发地为我所倾慕的《夜光杯》写起稿子来，至今已写了《老年》、《再说恩爱》等4篇。《老年》和30年前的《水晶心》相呼应，描述一对老知识分子夫妇对60年婚姻的理解和感恩。隔开这么长时间，同一人在同一报纸上为同一婚姻生活写“续篇”，这恐怕是不多见的，我要感谢《夜光杯》为我们圆了这个梦。

　　明年我就90岁了，但只要我的脑子还管用，我的眼睛还看得清东西，我的手还握得住笔，我就要继续为《夜光杯》写稿，因为，我要大声说：“为《夜光杯》写稿是很‘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