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文革”刚刚结束，刚从学校毕业的我，被组织安排到上海市文化局新成立的“中国服饰史研究室”，专职从事中国服饰文化研究。一天，我们被领进上海一座著名寺庙的库房中，只见里面堆放着重器宝物，有书画碑帖、瓷器古玩和金银细软。据介绍，这是一批“抄家物资”，有关部门正在清理登记，准备归还给已经被“落实政策”的主人。得知我们是为了收集服饰文物资料而来，管理人员为我们打开雕花衣箱。我们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解开一个个包袱，不禁眼前一亮：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一摞摞色彩斑斓的旗袍，有纱罗的、刺绣的、织锦的、缂丝的以及纳有丝绵的和衬有珍贵毛皮的。这是我和旗袍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触摸着这一件件旗袍实物，感受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1984年，我和周汛先生执笔撰写的《中国历代服饰》分别在上海、香港、纽约、柏林以多种文字出版，其中最具华彩的一章，就是海派旗袍。为庆贺这项重点文化工程完成，市委宣传部在文艺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俞振飞、赵景深、丁锡满等100多位文化名人出席了会议。会上，我们组织了一台演出，由我主持演讲，20多位上戏女生穿着旗袍闪亮登场，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文革”后上海举办的第一场服装表演，影响很大，《人民日报》等十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对旗袍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只有一款服装，上自政要名媛，下及村妇女工，无论身份，不分场合，都可以穿着，且历经百年而不衰，那就是旗袍。旗袍之所以在上海发祥，与上海这块特殊的文化土壤休戚相关，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催发了海派旗袍的诞生，开放创新的文化胸怀促进了海派旗袍的发展。在工作中，我愈来愈关注隐藏在旗袍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收集了大量与旗袍有关的文字史料和图像资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于2004年在法国巴黎举办了“20世纪初叶上海服饰展”，2008年在上海美术馆又举办了“百年旗袍展”，对弘扬海派旗袍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年前，我应东方大讲坛之邀，在上海作“百年旗袍的华丽转身”讲座。所有等候入场的女士，都身着一袭旗袍，场面非常壮观。这不禁使我回忆起二十年前的一个经历——应大阪国际女子大学之邀，我到日本作《中国服饰文化史》讲座，前来听讲的女性大多穿着和服，在讲演快要开始时，有一批嘉宾到前排入座，这批举止高雅、气质不凡的女子竟然全都穿着中国的旗袍，令我这个来自中国的演讲者艳羡不已，感慨万千：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女子也能在社交场合穿上旗袍啊！时过境迁，这一幕终于出现在眼前，怎不令人心潮澎湃？

　　在上海市政府公布的首批市级非遗名录中，由我主持申报的“海派旗袍制作技艺”项目荣列其中，“龙凤旗袍等中式服装制作技艺”还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去年五月，我将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类非遗项目整合起来，策划、设计了“衣被天下——从乌泥泾棉纺织技艺到海派旗袍”专题展览，于去年文化遗产日期间对外公开展出，受到各界的关注好评。说来也是缘分，该展览开幕不久，我被上级调往市非遗中心，主持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中心的筹建工作，同时肩负着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任。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作者为中国服饰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