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他，许多人都知道：“就是那个办过许多‘第一案’的公诉专家。”没错，善办“第一案”正是贺卫的一大特点，他承办过几十起在上海乃至全国属于“第一案”的新型案件。最近，他被推选为“上海市十佳检察官评选”候选人。

　　“一个好的检察官应是一个有定见的人。”

　　既然是“第一”，这些案件必然有许多新特点，有时还是法律中缺少明确界定的模棱两可问题，或者因为法规刚出台，司法界还处于学习摸索阶段，无前人规律可循，种种难题都要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这时候，检察官的定见十分重要。

　　博学是办好各种新型案件的基础，“学什么”很有讲究。贺卫每月看5本书，每天上网2小时，深入关注社会各界对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反馈。他认为，检察官不能就事论事、机械办案，不仅要把犯罪事实如实告诉社会，更要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碰到法律规定存在空白或模糊之处时，要坚持自己的定见。

　　《刑法》修订颁布实施后，本市首例涉黑案件被交到了贺卫手里——以杨某为首的一帮刑释和无业人员聚集在公兴路长途客运站，强迫承包客运车辆的个体司机按月交纳“保护费”，两年内非法敛财60余万元。警方以敲诈勒索和故意伤害罪将杨某等6人移送审查起诉。

　　贺卫走访发现，60多名司机向杨某等人交纳保护费，不肯交钱的8名司机不敢再靠近公兴路长途客运站一带，甚至有些公职人员也成了杨某等人的帮手，从中渔利。虽然新《刑法》中增加了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罪名，但将被告认定为此罪名的案件在全国几无先例。

　　贺卫历时10个月的补充侦查、证据固定，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证据锁链，得到法院采信。法院依法认定杨某一伙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中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另有5名国家工作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义有过争议，杨某的家人也难以接受这样的判决，贺卫肩头的压力不小。不过，去年杨某的女儿突然给贺卫写来一封信。她说，案发时自己年纪还小，只在电视剧中看到过黑社会老大的样子，接受不了自己的父亲也被定为“黑社会”，如今十几年过去，回想当初，她深切认识到当年的定性十分准确。握着这封意外的来信，贺卫十分欣慰。

　　“一个好的检察官应是一个敢于担责的人。”

　　澳大利亚力拓公司案、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受贿案、“5·13”世贸商城特大钻石盗窃案、郑州市原副市长周剑秋贪污受贿案、留美硕士陈丹蕾杀夫潜逃回沪落网案、上海首例海上绕关走私香烟案……这些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案件和疑难案件的卷宗中，都写着贺卫的名字。

　　越是影响大、问题复杂，责任和风险也越大。工作20年，贺卫碰到过很多难题和考验。

　　在承办某区原副区长受贿案时，关于低价购入住房是否属于受贿，不同部门产生分歧。有人提出：“买一件衣服都能打折，更何况购房？”他们觉得，只要领导干部出了钱，购房享受折扣连违纪都算不上。由于这个副区长以低价购入14套住房，所以这部分房产是否属于受贿财产，成为量刑的重要考量指标。

　　贺卫提出自己的见解：“虽然买房能享受折扣，但如果去买房的人不是可以帮开发商牟利的副区长，开发商会打六折、五折，甚至二折吗？”明晰了“利用权力享受常人无法得到的利益就属于受贿”的概念后，贺卫进一步分析，法律规定“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部分可以计入受贿金额，那么，“打几折才算‘明显低于’呢？”通过大量走访，他提出一个尺度——“明显低于公众接受度的折扣”。这不仅获得了司法部门的一致认可，也让被告心服口服。

　　后来，这起案件为多起政府官员受贿案的赃物认定工作开了先河，影响到一大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判决。

　　“一个好的检察官应是一个有真情实感的人。”

　　老话说“法不容情”，贺卫却说：“法律是由有感情的人制定的，制定时就考虑到了很多情与理，关键在于法律容的是怎样的情和理。一个优秀的检察官应该是一个有真情实感的人。”

　　真情实感，不仅是在法庭辩论上要有激情，也不仅是在与当事人接触时饱含真情，更蕴含着对犯罪嫌疑人的入情入理。

　　不久前，贺卫在审查一起中学生盗窃案时，看到了犯罪嫌疑人母亲的一封陈情信。信中说，孩子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做清洁工的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案发前，母亲省吃俭用给他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让儿子带到寄宿制中学里使用，没想到很快被窃。儿子不敢告诉母亲，左思右想，铤而走险，偷了一台同学的电脑，想带回家蒙骗母亲。案发后，母亲筹钱归还失主，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读着读着，贺卫想到：“对未成年人的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除非犯罪嫌疑人已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否则务必以教育保护为主。”对于这起案件，浦东新区检察院决定不予起诉，随后在全市创新性地推出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的新工作模式，在发出逮捕决定前为所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并且对外地籍当事人一视同仁，积极开展社区矫治和异地监管。 

　　本报记者 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