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绅是龙元僖，一直做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来着，1853年，被任命为家乡顺德县团练大臣，到家后很受百姓欢迎。问题是，团练的维持需要长期的捐款，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捐款早已变成摊派甚至勒索了。以至于魏斐德认为“战争的迟来削弱了官方的团练运动”。也许是这样，1857年底，英法进攻广州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正规官兵本就不指望，但是团练的力量也没有显现。

　　第二个团练大臣是龙的同学兼同乡罗惇洐，从翰林院编修一直做到刑部侍郎，这会儿正在家服丧呢。

　　第三个团练大臣是龙元僖、罗惇洐的同年兼同乡苏廷魁，1835年入翰林院，与龙元僖、罗惇洐同事。1854年，他丁忧在籍，也没闲着，既热心帮助政府镇压广东的红巾起义，还组织团练前往广西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于是，这三人顺理成章地成了咸丰在广东驱逐洋人的三根支柱。三根支柱本想设局东莞，可是东莞离广州太近，遂选在离广州100余里的比较远的花县，这样就安全多了。

　　他们所能做的事，就是敌后骚扰：第一，对外国人头制造赏格；第二，制造恐怖主义，不时地杀人放火；第三，利用宗族势力与宗法，勒令在广州、香港为英夷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自动回家，否则您全家就都是汉奸了。如此高压之下，光香港就有两万名打工者被迫回家了。没有人侍候，英国人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这就是广东三绅的团练运动。但是，它离驱逐英夷还远着呢。

　　广州的英夷没有驱逐，天津的大沽这边又要开战了。大沽口是天津门户，离口30余里处有被称为“口外之险”的拦江沙一道，大船不便航行。海口南北两岸建有炮台四座，是清廷防护京津的要冲。1858年2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决心将舰队开往上海，以威逼清政府签订新约，若不能达到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在京津同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3月底，侵略者要求清政府派全权代表到上海谈判的要求遭到拒绝，四国公使决计率领从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舰队分批北上，挺进津沽。

　　3月21日，咸丰帝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关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欲赴天津的奏报后，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于海口各要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4月19日，谭廷襄与直隶提督张殿元、布政使钱炘和等率兵约8000人，携带神机营大炮，仓促前往大沽口设防。4月20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齐集白河口外，24日即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到北京或天津谈判，遭到清政府的拒绝。5月19日，陆续抵达大沽口外的四国舰船共约30艘，有足够武力作后盾的侵略者决心使用武力使清廷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