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终于达成了共识

　　1991年6月27日，英国特使、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带着英方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的最新方案，绕道他国悄然飞来北京。他的谈判对手是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我作为鲁主任的助手参加会谈。

　　由于双方的保密工作都做得非常好，钓鱼台国宾馆里外都平静如常，见不到一个传媒行家。坐在对面的柯利达是位瘦瘦高高的老者，矍铄、冷峻、惜字如金，开谈前他的眼睛可以像老鹰一样尖锐地迎着你的目光，一两分钟不发一语，风格与后起之秀伯恩斯先生迥然不同。他是英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曾出任英国驻华大使，担任过英国前后两任首相的外事顾问，这是他第二次以首相特使的身份来北京执行秘密任务。鲁平也是高手，他迎着柯利达的目光相视而坐，也紧闭双唇不说话，直到柯利达收回目光、开口为止。彭定康曾经描述鲁平“是一位外表出众，相当聪明的绅士，酷爱古典音乐，也说得一口漂亮的英语”，“如果是在其他的环境下，我可能会愿意多认识他，但中国的政治让我们之间只能拥抱像默剧一样的敌意”。

　　鲁平也是半路出家搞政治的。他原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的专业是农业，从小喜欢机械。“文革”前担任我国最出名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副总编辑，学贯中西。记得1990年香港基本法在全国人大正式通过那天，我搭乘他的专车从人民大会堂回机关，一路上他喜形于色，忽然说：“如果让我再有一次生命，我还是喜欢搞机械或是搞农业。”他是我入门港澳事务最敬重的老师。我一到港澳办，他就言传身教，教我从学习基本法的精神实质、立法原则开始，逐步吃透中央的方针政策，熟悉香港的人和事，直到引领我走到谈判桌旁，逐步接近“一国两制”这个崭新的伟大课题。我到香港赴任前，鲁主任亲笔给首席代表郭丰民大使写了封信，让我面呈，说明国港办和外交部工作的性质有所不同，希望在香港期间得到关照。他还特别提及为我妻子在香港安排适当工作，免去我的后顾之忧。

　　在业余生活中，鲁平的确是位高水准的音乐爱好者。每次谈到交响乐他都津津乐道，甚至滔滔不绝。在那种场合，他对中国第一个交响乐指挥博士、我弟弟陈佐湟的兴趣比对我的兴趣大得多。

　　柯利达的新方案带来了期待中的亮点，即英方同意就香港过渡期内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项听取中方意见。在这个前提下，中方也作出妥协，考虑到作为港英当局卖地收入的一半——土地基金已经为特区政府积累下700亿港元，而且前景看好，就接受了英方提出的为特区政府留下250亿港元财政储备的建议。

　　6月29日，双方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的磋商终于达成了共识。柯利达建议立刻正式签署协议。鲁平主任表示：“且慢，关系这么重大的协议我们俩只能是草签，正式协议应该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柯利达没料到鲁平这一手，一听火了，威胁说：“那就拉倒，不签了！”对于语带情绪的气话，鲁平不为所动，甚至不屑在意，因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外交来往多数是中低级别的，即使有高层来往也尽量不同中国总理握手。所以这次香港新机场协议如能把英国首相“调度”到北京，与中国总理一同签署协议，那就成全了一个借力香港问题推动中国外交在当时特殊环境下迅速打开局面的巧计，意义非凡。双方关于协议签署方式的这番较量自然不会马上有结果，因为事情重大，柯利达需要请示。但仅隔数小时，柯利达就要求复会。那时天色已晚，但鲁平主任欣然同意。柯利达风风火火走进谈判大厅，显然已胸有成竹。他开门见山地答应，梅杰首相将来北京和李鹏总理正式签署协议，但是要求打破常规，改在首都机场为英国首相举行欢迎仪式。鲁平主任和外交部与会的同事明白英方用意，无非是想回避曾被渲染一时的天安门广场。“不，欢迎仪式必须按中国政府的惯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鲁平主任以退为进说，“否则就没有欢迎贵国首相的红地毯了。”柯利达衡量再三，不情愿地同意了中方的接待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