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方表达了对这个“问题方案”的批评

　　我们一致认为，英方提交的财务方案背离了谅解备忘录确定的“机场项目应符合成本效益，而且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不应在财政上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造成负担”的重要原则，也突破了备忘录中关于港英政府举债限额50亿港元和为特区政府预留250亿财政储备等规定。所以，在5月20日的中英机场委员会第1次会议上，中方正式表达了对这个“问题方案”的批评。英方辩称增加的债务属于临时机场管理局和地铁公司，并不受谅解备忘录中关于政府举债额的限制。6月3日至5日，中英双方又在北京举行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的高层会谈，并召开了机场委员会第2次会议，均因英方坚持上述方案而无结果。

　　还是谈不拢的香港新机场问题，又引起香港社会的不安和国际传媒的关注。6月17日，港英当局的二把手、布政司霍德借一个民间研讨会平台有意泄露中英会谈的内容，散布是中方在阻碍新机场建设进程，更进一步造成视听混乱。为让社会舆论了解真相，揭露英方“猪八戒倒打一耙”的伎俩，我奉命于21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我首先批评了英方不甚磊落的行为，然后摆事实讲道理，就新机场预算成本上升、或有负债、外汇基金等重点问题逐一阐述。我表示，在半年时间里，英方对新机场的成本预算上升了13.8%，仍不作上限封顶的承诺，这怎么能让600万香港市民放心呢？为了躲避谅解备忘录的规管，英方将政府全资拥有的地铁公司和临时机管局的举债称作“私人投资”，是自欺欺人；表面上看方案里的政府投资稳定，可是却冒出来225亿港元“或有负债”，这难道不是另一个数字游戏吗？我又指出，外汇基金的主要职能是稳定港元汇率，不能用于机场借贷的担保，更不能作为政府对机场的直接投资。香港的财政结余是几代香港市民积蓄的辛苦钱，不可以大手大脚地花。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私利，但要对生于斯长于斯创造发展于斯的全体香港市民及子孙后代高度负责。中方至今未能对这样的新机场财务安排方案表态支持，是基于维护未来特区政府和港人的根本利益。本来，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英方可以在备忘录的范围内展开各项工程的建设，问题是新提出的财务安排大大超出了备忘录规定，所以才不得不再与中方商量，又开会又解释，提到高层，又回到机场委员会里反复讨论。万一新机场工程延误，责任在哪一方，天下自有评说。最后，我说中方对香港新机场建设始终抱有积极支持的诚意，不主张麦克风外交，今天是不得已而回应之。

　　这篇讲话立即被香港各家传媒大篇幅地报道，并被冠上了好些带有夸张性的大小标题。慑于社会压力，英方不得不在1992年9月16日举行的机场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提出新的方案，其中有意将机场铁路沿线62公顷土地一次性批出，并将1997年前获得的全部地价收入400亿港元作为新增注资投入机场项目。这个方案虽然形式上作出了增加注资的安排，但对于土地收入的处理突破了中英联合声明中有关通过土地委员会批地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是预支未来特区政府的钱，和第一个方案没有本质区别。10月27日，末代港督彭定康来狠的了，宣布没有获得中方支持也要单方面建机场。随即，部分新机场工程被分拆成若干小工程后，陆续开工。中方作出的反应是暂时中断与英方的联络磋商。被鲁平主任斥为“千古罪人”的彭定康所制造的僵局，使得中方内部对于中英合作的前景再次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主张干脆终止与英方就新机场建设问题进行的磋商，等香港回归后再谋划建设一个新机场，或者用深圳机场代替香港机场。这些主张来头比较大，使我不得不反复认真思考，但没能动摇我的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中英双方合则两利，分则两不利。痛恨彭定康是一回事，但从保持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和维护中英在香港过渡期内合作的大局出发，力争把新机场尽快建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不建或迟建，都对香港不利，不会得人心。况且港英当局已经将部分工程分拆上马，累计投入已近400亿港元，即使中英达不成一致，也会给未来特区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造成巨大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