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叮——叮”楼梯口的铃铛一响，楼上正在开会的代表们迅即收起正在讨论的文件，翻开面前的英语课本，眼睛齐齐地望向站在黑板前的洋教师……1925年1月中旬，在上海一栋石库门里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就是这样以私人办的英文补习班作为掩护，顺利、安全地得以召开。

　　壹

　　预定会议一再推迟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并分配了代表名额，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由于局势发生剧变，使原定于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被改为12月20日，继而被推迟到1925年1月召开。 

　　1923年中共三大决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同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共产党人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宣言》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中国革命的进程加快了。 

　　然而，在国共合作中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共产党人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去组织民众，还是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发动群众？正是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致使密切融洽的合作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右派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对此弹劾，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许多党员对共产党被“熔化”在国民党内的现状表示不满，认为中共就应该保持独特的政治面貌，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而不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工农运动。以鲍罗廷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则坚持要求中共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工作，帮助发展国民党。 

　　由谁掌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中共与共产国际尚未取得共识。而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又必须服从其领导。共产国际感到了中共与鲍罗廷之间的冲突，遂于1924年11月派维经斯基到上海，以纠正中共中央的路线和调解与鲍罗廷之间的矛盾。维经斯基的到来，使得一再延期的中共四大得以召开。

　　贰

　　石库门里定乾坤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秘密举行。 

　　这是一幢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沪北地区典型的石库门房子。站在楼上向外眺望，一切尽收眼底，是个很好的瞭望台。这一带处于租界与华界之间的“三不管”地带，三教九流、五方杂处。西临淞沪铁路，北靠俞泾浦，周边有白保罗路（现虬江路）、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东宝兴路等交通要道。小弄小巷四通八达，万一有状况能够及时疏散。如此隐秘的会所，是由当时负责宣传的张伯简几经周折找到的，从而使为期12天的中共四大得以顺利、安全地举行。 

　　推开乌漆厚木大门，门内是天井，左右两边是厢房。抬头即望一方天，二楼有雕花栏杆。推开正房的落地长窗，是宽敞的客堂。穿过客堂，顺着狭窄陡峭的楼梯，登上二楼。偌大的一个朝南房间被布置成课堂模样，正面设有讲台，边上架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几句英文。桌椅摆放成长条形，每个座位前还放有一本英文书。三层是阁楼，有几位外地代表在此住宿。1月是上海最冷的时候，代表们和衣打地铺，常在半夜被冻醒。 

　　大会的书记员兼向导郑超麟先后将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林育南、李维汉、李逸、项英、周恩来、彭述之、汪寿华、李立三等20位代表带入会场。这些共产党的精英们将在这里聚集一堂，代表全部994名党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进行谋划和决策。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27岁的他，1924年8月刚从巴黎回国，10月份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首次出席中共的党代会，便担任了大会主席团主席。 

　　陈独秀代表中央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中央工作报告，同意中央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多来领导全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基本上表示满意，同时对中央在工作指导上的某些失误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向大会致贺词，并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瞿秋白为其作翻译。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分歧，也通过维经斯基的工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得到统一。整个会议过程中没有出现前几次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非常平和。 

　　为国共合作殚精竭虑的毛泽东和李大钊未能参加这次大会。当时，李大钊正协助北上的孙中山，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积极奔走。这位中共的重要创始人，有生之年仅参加过中共三大。毛泽东作为中共三大的中央局秘书，为筹备中共四大做了很多工作，中共四大的会议通知就是由他亲笔签署的。此时他还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4年底，毛泽东终因身心俱疲而病倒，回湖南休养，缺席了此次大会。 

　　可惜的是，这幢具有历史意义的石库门建筑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日军炮火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四大会址的考证工作也几经波折。1984年6月7日，由中共四大会议的书记员兼向导郑超麟到虹口区横浜桥一带实地考察，最后确认会址即现在的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共四大遗址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95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遗址处立了块碑纪念，要让世人铭记这段历史。

　　叁

　　开创党史上数个第一

　　为期12天的会议结束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等14个文件。中共四大成为历届党代会中通过决议案最多的一届。在党的历史上，创建了诸多第一。 

　　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为“书记”。第一次提出了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重要的工作。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要在政治活动中须服从共产党的指导。第一次提出了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要素。党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 

　　中共四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等5人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为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为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堂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肆

　　工农运动开创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党员队伍迅速扩大，至中共“五大”召开前夕，共产党员人数由994人猛增到57983人。 

　　1925年2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22家日本纱厂、近4万的工人举行总罢工取得胜利。 

　　五卅惨案发生后，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组成行动委员会，发动“三罢”，反击帝国主义。6月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上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为支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香港发动和领导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 

　　1927年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起义胜利后，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上海市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国内封建割据的势力。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封建军阀盘踞的势力范围，取得了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