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天津党地委推举赴沪，代表津党出席“四大”。大概在1925年新年刚过不久，即和唐山党代表阮济(唐山京奉铁路厂工人，广东人)结伴搭乘一艘太古公司客轮，由天津前赴上海。由于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津浦铁路不通，只好搭乘客轮，航程要四天三夜，到达上海约为一月十五日左右。为了节省旅馆费，径赴学生总会投宿。我在前一年代表天津学生联合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当选驻会常委，到十一月底，始追随孙中山先生之后，由沪北上，到天津任党组织地委兼秘书。由于我对上海情形比较熟悉，乃决定由我代表参加“四大”。学生总会会址在当时法租界斜桥大吉路永吉里。后门在法租界，前门外面即为华界。随即和中央取得联络，由一位同志带领，迁往闸北那座预定的开会处所。 

　　（摘自中共四大代表李逸写于1990年的回忆文章）